汪玉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现状与政府管理创新（4）

第三，政府自身面临外部纠错的压力。哪个国家的政府管理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好，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有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有没有自我纠错机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方面政府来自社会的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没有能力控制住自身的腐败现象，这是我们面对公众最大的压力；二是政府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花钱行为，花钱能不能花得相对合理。 先看腐败。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腐败是三个层次的：一是社会腐败，以教育滥收费、医疗滥涨价为代表的社会腐败激怒了老百姓。中端是权利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最核心的是买官卖官，司法腐败。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买官卖官这种吏制腐败现象，出现了司法腐败现象的话，就证明腐败已经非常严重了。当然，不能说我们的官场都腐败，也不能说司法都腐败了，但是这两个领域在一些地方的腐败现象是触目惊心的。沈阳副市长马向东当副市长的时候，在美国给小孩买了别墅，马向东案出来以后，她老婆想从中央找关系把案子摆平，最后不但没摆平，还把自己给摆进去了，最后马向东被枪毙了，老婆被抓进去了，小孩彻底精神崩溃，在美国疯了。你想，一个没成年的学生怎么能经受起这么大的变故？疯了以后没人照看，组织上把他弄回来，让他家里的人把他看起来。可见，腐败的代价有多么高。但即使是这样，好多人还是前仆后继，前面腐败，后面马上有继承者。2006年中央花了很大的力气，查处了24个省部级高官，包括一个政治局委员，这在全世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方面巨大的压力，老百姓对我们的诉求很高。 第二就是花钱。我们财政收入这么多，钱都花到那里了？这两年人代会的代表说中国行政开支是全世界最高的，20年行政费用增长了23倍，从平均一个老百姓负担20块钱，上升到一个老百姓承担439块钱，涨了23倍。现在，我们政府的有些开支上确实花钱太多了，你看有多少地方的政府盖了豪华办公楼，这些都引起了老百姓的气愤。因为我们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投入远远低于社会的平均水平，甚至连非洲一些国家都不如，你如何跟老百姓交待？现在政府已经下决心要解决公共服务的问题，拿出很多钱去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 第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政府管理创新 我们看到政府管理的问题，也看到这在方面的风险，如果政府自身的改革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仅会影响其他改革，甚至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固。其实，我们一直在搞政府改革，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就没停歇过，82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改革，88年、93年、98年、2003年，几乎平均一届政府就进行一次行政体制改革，成效也很大，但政府管理中深层次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好。究其原因，从改革这个角度总结的话，我认为有三个方面值得思考： 第一，我们过去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向市场经济的政府，但是应该看到，我们改革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改革目标的低效率重复。88年以后的每次改革都有政企分开、转变职能、降低成本、裁减人员、裁减机构、提高效率，但是，每次改革都不尽如人意，我们的改革陷入了改革目标低效率重复的怪圈。 第二，87年以前中国的事业改革、行政改革都是整体推进的，87年以后中国既要搞国有企业的改革，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又要搞政府改革，如果把事业单位改革也纳入其中的话，等于是三架马车都要往前推进，没有一个安定的领域。所以，87年以后我们着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党政机构改革、行政体制的改革，把原有130万家，2900万人的事业单位先放在一边稳住。这种推进行政改革最后导致在很多地方出现了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数字游戏。行政机构编制不够就要事业编制，要么把整个行政部门转成事业单位，每次改革完财政开支不但没有下来，反而要增加了10%-15%。 第三，我们认为通过行政体制改革能够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最后发现不完全对。行政体制改革只能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一小部分问题，关键的问题几乎一个都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行政体制和政治层面都有联系，没有政治层面改革的配合，光靠行政改革解决不了问题。 从这次温家宝总理的政府报告，以及其他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未来改革的重点大概集中在6个方面：一、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企政、政私、政市（政府与市场中介机构）的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二、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三、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责任分工，推动政府信息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四、着力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五、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六、建设法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