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到有、从简到丰。规范、保障、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规范，也随之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１９９３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提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１９９９年的宪法修正案提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９９９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统一的合同法，将鼓励交易、意思自治、合同正义和诚实守信确定为法律基本原则，使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活动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备；２００４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提高到宪法原则的高度；２００７年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税率，实现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平等对待……
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这是法治的要义所在——
“民不与官斗”说法自古流传。但１９８９年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法律依据。
随后，我国相继颁布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不仅使我国的行政法体系初见端倪，更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
２００３年８月，旨在规范行政许可的行政许可法获得通过。它的实施，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随后近两年时间里，国务院分三批取消和调整近１８００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国务院部门审批项目总数的近一半……
这是中国在迈入新世纪门槛之际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内在要求，是中国迎接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对中国立法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让中国法律尽快与世界“接轨”。
从那时起，全国人大常委会集中精力梳理相关问题，随即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一批法律及时加以修改，为我国履行入世承诺扫清法律障碍。
经济发展快速，社会建设滞后——这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必须解决的重大发展问题。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修改工会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审议社会保险法……我国社会领域立法全面提速。
与此相应的是，几乎每一部社会领域法律的审议、颁行，都会极大促进社会领域相关事业的发展。普遍建立应急机制、提高社会应急能力，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依法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不断巩固民生之本，努力提高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解决百姓生活后顾之忧……中国，正依法着力弥补社会事业发展缓慢这块“短板”。
既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又注重借鉴海外立法经验，这是新时期中国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
起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时，中国立法者以中方与德国大众公司的谈判为样本，使这部法律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时，中国立法者广泛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对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作为自己立法的参照；
制定物权法时，中国立法者充分借鉴国外物权立法的成熟经验，又坚持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平等保护，妥善处理农村宅基地问题，使立法基础根植于东方的土地；
企业国有资产法是世界第一部专门保护国有资产的法律，针对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中的突出问题，规定了严格的监管程序，展现出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
始终与伟大时代同步，始终与改革开放同行。回溯新时期的立法进程，恰是一幅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宏大画卷。而一代代中国立法者，为这幅画卷挥毫泼墨、不辞辛劳……
历史将永远铭记。人民将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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