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浦：重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形象的演变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国度，借用马克思的话，“她是人类童年时代所创造的不可企及也不可再造的文化的高峰。”从国家统一以来甚至更早时期，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极其灿烂的国度，成为各国向往的一个对象，两千多年来西方一直在不断创造和想象着一个中国形象。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写了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国度展现在西方面前，使中国成为欧洲人心目中传奇般的神话。在马可.波罗的眼里，忽必烈大汗英气照人，不管是在国家治理方面、富庶方面、尊严方面、文化方面都是无可匹敌的。14世纪中期，英国有一个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他虚构的小说《曼德威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对中国的大汗进行盛赞：大汗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国土辽阔，统治严明，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连欧洲的长老约翰也不如他伟大。这两部游记中富庶神奇的中国形象大大刺激了欧洲社会对东方的向往，导致了15世纪欧洲人的航海探险活动，以及地理大发现。中国对世界闻名的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到了16世纪，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在《十六世纪的中国》中写道，在这个几乎有无数人员的无限幅员的国家，物产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不同，欧洲人常常不满足于自己的政府，拼命贪求别人的东西。到了1669年，英国学者约翰.韦伯写文章劝说英王查理二世要效仿中国君主实行仁政。英国的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盛赞中国政府是哲人统治的政府，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实现。17世纪70年代，西班牙传教士闵明我神父也建议欧洲所有的君主都要仿效中国皇帝，加强自身的修养，让哲学家参与辅佐政治。这是16世纪到17世纪。

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皇帝、中国公主和中国哲人都曾经成为西方人渴望拥有的对象。比如在法国的一些宫殿，能看到大量的中国文物，或者是仿中国的，或者是中国运到那里去的，中国文化的遗迹比比皆是。伏尔泰写于1745年的《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就认为，欧洲社会应该把目光投向东方，注意研究中国的思想。而德国的莱布尼茨也博览群书，醉心于中国文化。甚至包括近代以来的很多哲学家、数学家等，很多人都对中国文化有特别的感觉。莱布尼茨曾经与好几位传教士交谈、通信，一直想亲自访问中国，同中国的学者交谈，甚至还想学习一些汉语。我们知道中国整个经济的实力，从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高潮，占当时世界的整个GDP的40%甚至50%。到了清朝，在1661年到1796所谓史称的“康乾盛世”，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世界上依然领先。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当然这是一个转折点，正在这个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快速发展。

启蒙运动以后，随着欧洲科学的兴起和中华帝国的衰落，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性的中国形象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19世纪以来，西方把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作为一种想象投给中国，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变成了一个专制、贫困、停滞的、腐朽的国度。中国人原先的形象是聪明、勤奋、坚强、质朴，现在变得是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印象由过去的钦佩、狂热、仰视，转变为批判、憎恶、蔑视。中国开始被丑化、弱化、妖魔化，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什么样的种族呢？缺乏理性、阴险邪恶、道德沦丧等。“中国人”成了一个相当负面的共有名词，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西方人眼中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