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十周年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们不管政治见解如何，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发生了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由人间地狱的奴隶一变而为自己命运的大无畏的主人。全国人民以欢乐的心情回顾着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同时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十年来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人们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得到什么主要的教训。
　　尽人皆知，十年前的中国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国中，钢产量占第二十六位；发电量占第二十五位；煤产量高一些，占第九位；就是比较发达的棉纺业的产品--棉纱的产量，也只占第五位。全国产业工人只有三百万人，不足全国人口的千分之六。老大的中国素称以农业国，但是在解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小麦、大米和棉花每年都需要从外国进口。根据海关统计，一九三三年曾进口粮食六十亿斤，一九四六年曾进口棉花六百九十万担。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国家财政连年入不敷出。从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开始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货增发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
　　当时中国的情况如此悲惨，以至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八年二月间向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行政会议宣读的声明中，不得不承认美国不断倾注的大量援助，无法挽救中国的经济危机；并且断定“中国缺乏原料和工业资源”，在最近的将来难于成为第一流强国。一九四九年八月间，继马歇尔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在他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嘲笑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种种诺言”，预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任何政府也不会得到成功。
　　但是，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北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开幕典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谁的预言应验了呢？
　　按照调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计划的预计完成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大部分指标都将超额完成），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将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点三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将增长十点七倍，钢产量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长七十五倍；煤产量将达到三亿三千五百万吨，比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四十三万吨增长九倍多；发电量将达到三百九十亿度，比一九四九年的四十三点一亿度增长八倍多；棉纱产量将达到八百二十万件，比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八十万件增长三点五倍。在一九五八年，我国的钢、煤、发电量和棉纱已经分别跃居世界的第七位、第三位、第十一位和第二位。旧中国进行了将近一百年的现代工业建设，到一九四九年，工业固定资产还不到一百三十亿元；而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工业固定资产，却达到四百五十亿元左右。旧中国发展电业近七十年，到一九四九年，发电能力还不到一百九十万千瓦；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发电能力，就等于这个数字的三倍以上。旧中国建设钢铁工业近六十年，到一九四九年，炼钢能力还不到一百万吨；新中国十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
　　帝国主义分子讥笑我们调整以后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是“大跃退”。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特大跃进的一年，经过核实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调整后的一九五九年工业指标比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仍然高出百分之二十五点六。显然，这是在特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大跃进。这种跃进的速度，是帝国主义国家做梦也不敢想像的。就拿我们的发展速度跟两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比较一下吧。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八，而美国是百分之三点七，英国是百分之二点九。在我国工业特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美国工业比上年降低了百分之六点五，英国降低了百分之零点九。如果我们的速度叫做“大跃退”，请问他们的速度该叫做什么呢？
　　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们为了贬低我们大跃进的伟大意义，还提出另外一个似是而非的谬论。他们说，中国发展速度快，只不过是因为中国原来的水平太低罢了。但是，实际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呢？我们的发展速度不仅表现在每年平均增长的百分比上，而且表现在每年增长的绝对数量上。我国的钢产量，一九四九年是十五万八千吨，一九五九年将达到一千二百万吨，即十年间增长了一千一百八十四万二千吨，大致相当于美国历史上从一八七二年到一九零一年的二十九年间所增长的数量，或者相当于英国历史上从一八六九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六十七年间所增长的数量。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当时不能用中国现在这样跃进的速度发展呢？资产阶级的诡辩家，你们还拿得出什么论据来为资本主义国家爬行的发展速度解嘲呢？
　　由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如此迅速地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和生产资料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一九四九年分别为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二十六点六，到一九五八年已经分别提高到百分之六十三点六和百分之五十七点三。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自己生产约五百种钢和六千种钢材，多种新式重型机床，二千五百吨的锻造水压机，采煤和炼焦的成套设备，一千五百多立方米的大型高炉设备，喷气飞机，各种汽车、拖拉机，载重量五千吨的海轮，七万二千五百千瓦的水力发电设备和五万千瓦的火力发电设备，全套纺织、造纸和制糖的设备，等等。工业的分布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钢铁工业原来百分之九十以上集中在东北，现在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建设了大小多少不等的钢铁工业基地。发电厂原来只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现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以至若干农村都有了不同规模的发电站。纺织工业原来主要集中在上海、青岛、天津、无锡等几个城市，现在全国多数省份都已经新建了许多新型的纺织厂。从前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许多荒僻地区和人口很少的城市，现在已经建立起大规模的工业基地。这一切事实说明，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世界上无论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工业大国。
　　我们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发展农业。十年中间，我国农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半。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五千五百亿斤，比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也将增加一倍半；棉花产量将达到四千六百二十万担，比一九四九年的八百八十九万担将增加四点二倍。我国粮食总产量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占世界第一位，棉花总产量去年占世界第二位。当然，按人口平均计算，我国的农业水平，跟工业水平一样，还是很低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的速度。虽然我国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都还非常少，而美国比我国多出不知多少倍，但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粮食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三十，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我国棉花产量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七十二，美国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八。
　　农村中的基本建设迅速地发展了。解放初期，全国灌溉面积只有二亿四千万亩；由于过去十年来兴建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和水库工程，灌溉面积已经达到十亿亩以上。农村中还兴建了大量的主要是为农业服务的小工厂。跟农业有密切关系的林业、牧业、副业、渔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国造林面积累计达到五亿亩，大家畜从六千万头增加到八千五百万头，猪从五千七百多万头增加到一亿六千万头。
　　适应着工农业的发展，交通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我国铁路的通车里程还不到二万二千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三万一千多公里。现在，全国各省和自治区，除了西藏以外，都有了铁路。在同一期间，公路从八万公里增加到四十万公里。一九五零年我国的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只有一万一千多公里，一九五八年已经增加到三万三千公里。货物周转量，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这九年间，铁路增加九倍多，汽车增加二十六倍多，轮驳船增加九倍多。木帆船、兽力车等非机械化运输也有显著的发展。九年间完成了许多工程巨大的建设，如成渝铁路、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天兰铁路、包兰铁路、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康藏公路、新藏公路等；正在建设中的，有兰新铁路、川黔铁路、内昆铁路、湘黔铁路等和长江黄河上的几座大桥。由于大量的简易公路的修建，一九五八年全国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城能通汽车。邮电和广播事业也发展得很快。全国邮电机构从一九四九年的二万多处，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六万多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已经有百分之九十八通了电话。
　　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商品零售额比一九五零年增长二点二倍。各种主要消费品的销售量同一九五零年比较，粮食增长百分之六十二，食用植物油增长百分之九十七，食盐增长百分之九十四，食糖增长三位，水产品增长二点四倍，棉布增长一点二倍，机制纸增长二点七倍。由于消费品供应的不断增加，由于投机商的彻底消灭，由于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和银行信贷的平衡，一九五零年以来我国的物价一直是稳定的，仅仅对于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作了若干有计划的调整。
　　十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有巨大的变化。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海关管理权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了，在进出口贸易中，长期入超的局面也开始扭转过来了。一九五八年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一九五零年增长二点一倍，其中进口增长一点九倍，出口增长二点三倍，进出口基本平衡。进口的物资跟解放前以消费资料为主的状况相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机器设备、原料材料等各项生产资料，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出口的物资主要还是农产品，但是工业品出口所占的比重，也已经由一九五零年的百分之九点三，逐步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料，“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由十一万七千人增加到六十六万人，增长了四点七倍；中等专业学校学生由二十二万九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七万人，增长了五点四倍；普通中学学生由一百零四万人增加到八百五十二万人，增长了七点二倍；小学生由二千四百四十万人增加到八千六百万人，增长了二点五倍。一九五八年许多县、市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学龄儿童百分之八十五已经入学。在职工、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扫盲运动和业余文化学习，也有了很火的发展。在各级学校中，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在教育战线上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的革命。
　　科学研究工作在十年中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全国已有专门的自然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八百四十多个，研究人员三万二千余人，比解放时分别增加了约二十倍和五十倍。
　　在同一期间，出版事业，电影、戏剧和其他艺术事业，都有了巨大的增长。
　　十年来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也很快。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医院和疗养院五千六百多所，病床四十四万张，比一九四九年增长四倍多。此外还新建了九十多万张简易病床，分布在小城市和乡村。一九五八年我国的卫生技术人员达到二百一十六万人，比一九五零年的七十八万人增加了一点八倍。
　　随着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发展，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这个事实，从上面所说的商品零售额的增长和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一九四九年全国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共有职工八百万人，到一九五八年底已经增加到四千五百多万人，即增加了四点七倍；其中产业工人由三百万人增加到二千五百六十万人，即增加了七倍半。不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已经完全消灭，而且就业而已经显著扩大，全国城镇人口中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两个人就业。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我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农民个人收入增加了将近一倍。全国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从一九四九年的六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的一千三百七十八万人。全国农民在参加了人民公社以后，绝大多数缺乏劳动力的人口享受着免费供给粮食或伙食的待遇；从前愁吃愁喝的困难生活，快要变成历史的回忆了。
　　国家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给予极大的注意。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八年，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超过七十亿元，现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建设了新的工业基地，修通了铁路和公路。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在一九五八年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十倍，粮食产量和牲畜也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以上。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销售额，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四点七倍，收购额增加了五点二倍。少数民族学生数相当于解放前的九倍以上。医院和疗养院已经达到七百七十五个，共有床位三万四千多；此外还有医疗保健所（站）一万四千多个。各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人口不断减少的倾向已经完全扭转了过来，出现了经济文化生活蒸蒸日上的新气象。西藏地区过去因为民主改革长期受到阻挠，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在叛乱平定以后，人民也积极地开始了向新生活的进军，幸福和进步的西藏不要很久就会建设起来。
　　人们也知道，十年前的中国，国家的政治状况是极端黑暗和反动的。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买办资本家、封建地主、军阀官僚和土豪劣绅，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敲骨吸髓。广大人民处在绝对无权的奴隶般的地位。许多少数民族的人民，除了遭受帝国主义者和本民族的贵族、地主、奴隶主的压迫以外，还遭到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国家长时期内是分裂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各派军阀的混战和反动统治者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几十年间连绵不断，使人民饱受战祸。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盗匪、流氓、会道门到处猖獗，社会秩序混乱不堪。
　　十年来这一切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压在人民头上的贪污腐化的恶政府消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世世代代所梦想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廉洁勤劳的政府。人民无权的状况已经永远结束；极其广大的人民，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享受着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最广阔的民主。民族被压迫的现象消灭了，我们的祖国已经成为各民族完全平等和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国家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巩固的统一。盗匪、流氓、会道门以及娼妓、乞丐、赌场和毒品，一概清除了，社会秩序极为安定。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干劲冲天地建设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人们也熟知十年前的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处在怎样悲惨的地位。多年来我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把我国看作是一块肥肉，谁都在啄食它。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企图瓜分它；日本侵略者要求独吞它，并且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已经独吞了它的几乎一半；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一心一意地要继承日本侵略者的地位。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但在世界政治生活中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而且几乎被剥夺了处理自己的事务的权利。
　　现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独立自由的人民新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所宣告的那样：“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中国的衰弱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强盛。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无权地位也正向它的反面起变化。在已经解放了的全部土地上，它已经充分地行使自己国家的主权，它也必须有权参与一切关系到它的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美帝国主义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且企图把侵略的火焰从朝鲜扩大到中国大陆，妄想用武力把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消灭掉。中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粉碎了这个侵略阴谋。台湾虽然至今还为美帝国主义所侵占，但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美帝国主义至今还力图在国际事务中孤立和排斥新中国，但是这个企图也一天一天失败了。现在，同我国建交和半建交的国家，已经有三十三个；同我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九十三个；建立文化联系和进行友好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一百零四个。我们同伟大的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我国根据“五项原则”和万隆宣言，同亚洲、非洲许多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和发展了友好合作的关系，组成了广大的和平地区。我国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作为以苏联为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对于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作了并且正在作着应有的贡献。
　　怎样来解释这一切飞跃的发展呢？它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
　　人民中国的飞跃发展，根本上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了最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已经成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人民如果不把压在自己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推翻，当然就只能无限期地沉沦在贫穷和落后中间。但是如果在推翻这三座大山之后，不立即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像有些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十年来的飞跃发展，更不用说去年以来的大跃进了。
　　认为一个国家经济文化落后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反动的论点早已被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驳得体无完肤了。至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如此顺利，那么，应该指出，这里有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条件。在客观上，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民群众有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传统；中国革命发生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中国能够利用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援助，能够利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在主观上，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由于这种领导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善于把苏联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的建设经验和中国的建设经验结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善于按照中国的条件，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把党的领导和千百万人民的群众运动、千百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在这里，我们想就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方法，特别是关于不断革命的方法和群众路线的方法，稍微多说几句。
　　中国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还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将是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同时也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在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吸收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实质上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这个时候，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即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内的基本矛盾已经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了。革命不应该在民主革命阶段上停顿下来，必须继续向前发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
　　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人民还需要用很大的努力来完成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但是，人民大革命在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这样，就在经济方面来说，已经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确立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头等重要的任务。针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动，党在一九五二年领导了“三反”（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在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群众斗争，给了资产阶级的进攻以粉碎性的打击，并且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着服从社会主义经济领导、接受工人阶级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在土地改革后，党中央及时地发出了关于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大力鼓励和促进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的方向，并且不断地同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决地驳斥了党内外一部分人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保证农村中土地买卖租佃、雇工、借贷、贸易的四大自由”等资产阶级观点，及时地提出了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进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迅速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且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由于党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使革命运动不停顿地步步前进，终于在一九五五年秋冬出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这一高潮又推动了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也推动了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为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这样，就在基本上完成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接着不久，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就是：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要把这一革命进行到底，使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能够进一步地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同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发展。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任务。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结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中间彻底地孤立了，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地提高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进一步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因而无论国家机关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跟工农群众的关系，工农群众内部的相互关系，或者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都进一步地改善了。由于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胜利，全国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积极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建国以来不断向前发展的革命运动，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头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收获，这就是国民经济的大跃进。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本来是很高的，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前五年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八，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一九五九年是计划数--下同）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十五。钢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五十；煤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十四点四，近两年是百分之六十。在农业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四点五，而一九五八和一九五九年两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粮食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三点七，近两年是百分之二十二；棉花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四点七，近两年是百分之十九。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工业建设单位接近一万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建成了四万一千多个。其中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第一个五年全部或部分建成投入生产的为五百三十七个，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达到七百个。
　　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我国经济能够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高速度地发展的原因何在呢？这不但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正在进行，还没有完成，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还没有充分建立，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地存在着，而这一切都限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第一个五年的后半期，即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连续不停顿地取得伟大的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得了空前的解放，而我们党又根据这种有利形势，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是由于这一切，我国人民才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的时候，就开辟一个大跃进的新局面，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大提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适应于这种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建立起来以后，还是处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能是固定不变的。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随之，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随时需要革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正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它的上层建筑能够按照需要而不断论调整和革新，所以才能够保证生产力的不断高涨。在一九五八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出现的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就是这个真理的一个新的证明。在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巨大发展的需要面前，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觉得不能适应了。全国的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社，平均每社约一百六十户，在一九五八年夏秋之间合并改组成为二万六千多个公社，平均每个公社约四千六百多户，以后经过整顿，又改组成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每社平均五千多户，也就是说，规模相当于原来农业社的三十多倍。公社由于规模大，力量大，就不但可以迅速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和建设，而且可以统一领导农村中的工农商学兵各方面工作，实现经济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的合一。农村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主要的生产资料仍然属于大致相当于原来农业社的生产队所有，但是公社一级已经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并且每年可以从各生产队提取相当的积累，在社员收入的分配制度中也包含了一定范围的供给制成分。在人民公社化胜利了的一九五八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其中林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点二，渔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牧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五点二。全国的农田水利建设和造林的面积，都远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的总和。人民公社的工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最近整社以后的统计，全国人民公社约有七十万个工业单位，总产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两倍。一九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的积累达到一百亿元，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倍多。全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在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左右。这一切事实，说明人民公社的巨大的优越性是无可怀疑的，反对这一运动的人们的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一亿一千多万个个体农户变为二万四千多个公社，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多么光辉的胜利!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又是按照一定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过程。如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实际上，我们不但认真地区别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认真地区别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原则，反对超越必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而且在每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还按照具体情况，区别若干相对地属于量变性质的较小的发展阶段（从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到另一个较小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种较小的质变），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适应生产关系的逐步演变和群众觉悟的逐步成熟的需要。广大农民能够自觉自愿地由个体经济进到人民公社，是因为他们经过了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系列阶梯。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能够不太勉强地接受全行业公私合营，也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工业方面的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商业方面的经销代销和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等一系列阶梯。同样，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经历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适应着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高一阵、低一阵地波浪式地前进和逐步深入的。党的这种正确的领导，既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经常饱满，不至因为革命发展的中途停顿而冷却，又能使群众的觉悟步步提高，不至对于革命的发展缺乏准备。因此，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号召，就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持。也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虽然很迅速，工农业生产却始终是继续高涨着，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破坏。
　　党在运用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方面得到的成功，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分不开的。党始终注意使自己的领导同广大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引导群众不断地发展革命的自觉，组织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强加给群众或者把胜利恩赐给群众。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因为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就是坚持这种工作方法而取得胜利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而展开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局面。完全可以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会有去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本质，是对人民群众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的高度的重视。总路线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号召六亿五千万人提高自己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把自己的热情、智慧和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动员起来。社会主义建设要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解决这个复杂的、困难的任务是可能的吗？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告诉我们说：不可能。他们断言多快和好省二者不可兼得，要求兼而有之就无异于“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附和他们说，不可能。但是我们坚决地回答说，可能。因为我们所依靠的，首先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这正是一切帝国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手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国有机为广大的人力，而作为劳动者和生产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决定性的要素，是最宝贵的“资本”。当然，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这个极其伟大的创造的力量，如前所说，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但是，就在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如果不注意用适当的方法去调动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因而仍然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党的总路线根据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客观法则，正确地安排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规定了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时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实行这样的“两条腿走路”方针，不但是为了保持各个经济部门间的必要的平衡，而且首先是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开辟最广大的阵地，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建设队伍能够展开，使他们的力量能够最充分地使用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来，从而使多快好省要求的实现得到保证。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不及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但是比起过去的简单的手工劳动来，劳动生产率却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在发展大型的、洋法生产的工业的同时，注意发展中小型的、土法的或者半土半洋的工业，并不是浪费了人力，而正是合理地利用了人力；并不是延缓了工业化的速度，而正是大大加速了工业化的速度。同时，无论在什么经济部门和什么企业内，都实行了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样，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工业化的任务，就成为最广大群众所直接参加和积极参加的事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民办工业。
　　在我们党内有些人之所以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建设事业中的主动积极作用。他们反对党的总路线，特别反对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和洋土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反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说那样做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其结果是“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抓住工作中的个别的、暂时的缺点，不加分析，而且任意夸大，来达到否认大跃进、反对总路线的目的。对于他们的这一切不信任群众、害怕群众和污蔑群众的论调，事实是最好的反驳。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采取群众运动的方法，果然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果然“只能多快，不能好省”，“得不偿失”吗？大家知道，在大跃进中，由于劳动人民鼓足干劲，许多重大建设工程提前完工和投入生产。例如武汉钢铁公司日产二千多吨铁的现代化的大高炉，原计划二年建成，只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鞍山钢铁公司日产一千多吨钢的现代化的大平炉，原计划十个多月建成，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投入生产。过去建设的官厅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一百四十五万立方米，设计库容二十二亿七千万立方米，花了两年时间建成。最近新建的密云水库，土石方工程量二千零五十六万立方米，设计库容四十一亿立方米，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一千四百六十七万立方米，并且发挥了拦洪作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这样大的建筑，只用了十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它的精美程度不但远远超过我国原有同类建筑的水平，在世界上也属于第一流的。而所有这些建设的投资，都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同类工程少得多。以钢铁和煤炭工业建设为例：过去建设大型高炉每立方米容积的平均投资为二万五千元，现在只需要一万四千元到一万八千元，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八到百分之四十四；过去建设大型煤矿每吨生产能力的平均投资为三十三元，现在只需要二十二元，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三。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谁能够说，这些建设只有多快，没有好省吗？在生产方面，同样既实现了多快，又实现了好省。一九五八年不但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大增加了，而且于充分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试制成功了大量的新产品，其种数差不多等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五年的总和；这些新产品中有不少是高级的、精密的、大型的、复杂的、尖端的，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水平的。同样，由于充分地发动了群众的集体智慧，我国各种生产设备的利用系数在两年来不断提高；其中高炉、平炉、机车等的利用系数，都已经达到世界上的最高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各工业部五年合计总共降低成本百分之　二十九，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五。请问那些认为有了多快、就不能有好省，在工业中展开了群众运动，就会乱成一团、得不偿失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你们怎样来解释这一切呢？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某些小型土法生产特别是小高炉的初期产品质量比较低、成本比较高的事实，来攻击党的总路线。但是，他们在这里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没有看到，这些生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发挥着怎样巨大的作用。一九五九年，我国将要生产二千万吨生铁，其中约有一半是小高炉生产的。我们多年来建设的大中型高炉的总容积约为二万四千立方米，而两年来新建的已经正常生产的小高炉的总容积就达到四万三千立方米以上，至于小高炉的生产技术需要一个发展过程，犹如大高炉一样，更是丝毫不用大惊小怪。经过今年上半年的努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和产品质量已经大大提高，成本已经大大降低，其中比较好的已经接近大高炉的水平。现在小高炉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继续发挥。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小高炉产铁总量大约可以达到五千五百万吨到六千万吨，今年中小煤矿所生产的煤，在煤的总产量中将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因此，离开了我们所说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离开了这个在工业化事业中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没有了大跃进，没有了总路线。
　　最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号召全国人民反右倾，鼓干劲，开展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一个切合时宜的决定，已经在全国劳动人民中掀起一个新的生产高潮。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八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七月份增长了百分之十四，九月份又比八月份猛增百分之二十七左右。钢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二十。煤产量八月份比七月份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五，九月份又比八月份增长百分之十八。一月到九月合计，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五点五，钢产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二。全国的货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六十九。商品收购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商品零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六。九月底商品库存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市场供应情况良好。我国的农业生产，今年虽然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但是依靠我们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依靠新诞生的人民公社领导千千万万农民同灾害进行了紧张的斗争，许多地区的灾情已经克服，可以希望在去年特大丰收的基础上，获得比去年更大的丰收。
　　所有这些情况可以充分证明：第一，多快好省的要求是完全现实的，它已经开始实现，而且以后随着经验的丰富，还将继续更完满、更有效地实现；第二，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贯彻执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英雄的广大群众都有用武之地；第三，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在每个企业中有领导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发扬广大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领导他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两条腿走路”方针，和在每个企业内开展群众运动，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两个方面。
　　由此可见，不但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就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常迅速、非常顺利的发展，这就保证了我国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来的飞跃式的发展。
　　经过两年来的大跃进，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原定的一九六二年的主要指标，可以在今年超额完成。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今后三年使工农业生产获得更大的发展，并且可以腾出手来加强某些薄弱环节。完全可以预料，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必然是一个大跃进的五年。既然在过去十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末今后十年必然会有更大的变化。那时候我国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绝大部分都将超过英国。
　　当然，我们的跃进还只是在开始。对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说来，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够，我们的经验也还很不够。我们必须继续刻苦地努力工作和努力学习，继续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认真地总结和积累经验，并且继续认真地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奠定了飞跃发展的基础，并且找到了继续跃进的道路。无论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怎样污蔑我们，也无论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以至我们党内的某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怎样反对我们，都决不可能破坏我国人民所已经奠定的基础，或者改变我国人民所已经选择的道路。人民描写自己的人民公社死“雷打不散”。这不但是广大群众对于我们的人民公社运动的结论，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结论，这也是广大群众对于我们党和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团结的结论。
　　国际的条件同国内的条件一样有利于我们的跃进。首先，由于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由于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侵略、反对战争的斗争的发展，和平和进步的力量正在愈来愈显著地超过战争和反动的力量。这个事实，在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成功中得到了新的、显著的表现。其次，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首先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争取独立民主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我国人民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特别要感谢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一百六十六个项目，去年和今年又新订了援助我国建设一百二十五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在十年中先后派遣经济、文教专家一万零八百多人来华工作。同时，也要感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我国建设了六十八个项目，以后又新订了援助我国建设四十多个项目的协议，并且先后派遣一千五百多个专家来华工作。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同兄弟国家人民的巨大援助分不开的，他们的热情和友谊是我国人民所永远不能忘怀的。我们应该永远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兄弟般的合作。
　　为了在第二个十年内在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我们必须努力加强目前工业体系中的某些薄弱环节，并且必须继续大力加强农业，以便在保证粮食作物继续增长的同时，使轻工业获得充分的原料来源。很明显，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后，我们的经济水平仍然不能算高。我们还需要以西方资产阶级所不敢设想的速度，继续前进到更远大的目标。我国人民已经抱定坚定的决心，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困难无疑总是有的，而且不少，但是这永远不会把我们吓倒。回顾过去的十年的成就，总结过去十年的经验，我们就有了充分的信念：只要我们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全国人民大团结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这样两个伟大的力量，在新的十年内，我们一定能够更顺利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取得更光辉的胜利。让我们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无不胜的旗帜下，为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而继续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吧!
　　根据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
　　《人民日报》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