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档案：共产国际二大之前苏联已与中国方面接触（5）

  　  就是这个时候，1920年7月，在伊尔库茨克宣布成立东方民族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52，第53页。），称要把在东方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培养鼓动干部以及鼓动出版活动的工作统一起来。每一个国别处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本地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东方民族部在财务和组织上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7，第3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批准由“三驾马车”主持该部，成员为布尔特曼（主任）、冈察洛夫和加蓬（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6，第48-49页。），9月底增补了俄共（布）远东局书记МИ勃隆施泰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5，第11页。）1920年7月28日，阿勃拉姆松被任命为该部中国处负责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第2页。）

   　 吴廷康在上海收到他归东方民族部管辖的指令（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第6页。），他被委任为全权代表领导中国的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2，第1页。）指令要求他定期报告中国情况并进行财务审核。（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6，第37页。）从经费预算可以看出，中国处的工作既广泛又深入，所需开销相当大。在上海的东方民族部国外科人员编制拟为15人：委员会主任和书记各1人（每人250美元），3名编辑（每人150美元），10名全权代表（每人250美元），在中国人中招募的24名辅导员（给每位全权代表配3名）——每人50美元，再加上每年9600美元差旅费和着装费。薪金差异的原因是主任、书记、全权代表和编辑职位均暂由俄国人担任，而他们的最低生活标准略高一些。拨给该委员会的出版费用为6万美元，而计划外支出（包括秘密住处、邮电费、会务费用、调遣工作人员、运送出版物）为2万美元。中国处在俄国远东地区工作的支出还需2万美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11，第5-8页。）

    　阿勃拉姆松到了哈尔滨，去组织东方民族部哈尔滨处。1921年3月25日，驻哈尔滨外交处负责人助理罗宁在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中说，哈尔滨处从1920年5月起就有了，换了两个负责人，可是什么工作都没有开展，就剩下变卖珠宝这一个“服务”职能了。同时，在吴廷康的参与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多次学生会议，讨论将所有激进派别联合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问题。8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北京、天津、汉口、南京、武昌五城市学生会议。在上海，根据陈独秀教授的提议，于1920年8月22日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8，第7页。）这些青年团组织的主席应该都进入了上海、北京和天津的革命委员会。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宣告成立，中央委员18人，主席团成员3人。该团主席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就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的组织和活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节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2页。

  　  1920年9月，为了满足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愿望，陈独秀和吴廷康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主要教授俄语。在那里任课的有杨明斋。1921年，吴廷康提供资金让第一批34名毕业生赴俄。

  　  1921年10月14日，驻西伯利亚局东方工作特命全权代表冈察洛夫和东方民族部主任布尔特曼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表示欲召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远东国家革命组织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一系列预备会议”。本拟在1921年1月进行（МА别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0页。），但显然未能于预定时间在中国召开这次会议，因为1920年12月24日东方民族部坚持称“不迟于3月底”召开大会。（МА别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0页。）

   　 1920年7月19日-8月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通过“扶植”各地革命，首先是在“最有革命前途”的中国开辟世界革命“东方航线”的长期理论纲领。由于缺乏有关中国形势的可靠情报，这个纲领显得很抽象，反映的是将俄国革命经验搬用到条件完全不同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去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