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档案：共产国际二大之前苏联已与中国方面接触（2）

　　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利于接受共产主义的宣传。尖锐的国内危机和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编者注：应为巴黎和会）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导致1919年发生了五四学生运动，得到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与此相伴随的是“新文化运动”，其结果是在政论文和文学作品中写新式的白话文，成千上万不识字的中国人便有了习书写字的可能。五四运动促使中国青年强大的新队伍融合到革命斗争中，团结了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他们开始在最早有组织的行动和罢工中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当然，俄国1917年革命对中国运动采取的形式产生了不小影响。

    　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是借用从基督教到社会主义的欧洲学说而来的，在20世纪初“亚洲觉醒”的时代即已强劲表现出来。这催生了一些自发性的青年小组织，去研讨靠“革命拯救”论而详尽制定的最为激进的演说--马克思主义。其参加者中也有拥护无政府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的人，以及一些完全出于偶然因素进来的同路人。正是这些主要从事宣传，成分相当驳杂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基础。

  　  因此，目前所知时间为1919年春的苏俄代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信徒最早的接触非常顺利。俄共（布）哈尔滨地下组织成员布尔特曼（详见ВН克里克：《НГ布尔特曼--国际主义者》，《中共党史经验教训》（1981年4月7-8日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报告提纲），莫斯科1981年版，第203-208页。）在北京会见了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他在中国首先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世界意义，开始浓墨重笔宣传俄国共产主义。布尔特曼对这个过程的记载很明确，他在1919年秋就称李大钊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АА缪列尔：《在革命的火焰中》，伊尔库茨克1957年版，第144页。）。

   　 布尔特曼与继北京五四群众游行之后在天津发生的同情罢工有直接关系。9月，一个匈牙利人、原西伯利亚红军国际纵队指挥员缪勒尔也与他联手。俄国共产党人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向学生们证明，必须与天津纺织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布尔特曼不止一次与李大钊及其亲密助手邓中夏商讨过这个问题，邓中夏后来成了工会的热心组建者。在北京、天津与中国激进民主派学生建立联系后，1920年1月15日，5名布尔什维克中的布尔特曼一行离开了天津，3月4日抵达上乌金斯克。

  　  1919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ФИ加蓬提议建立有远东各国人民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的提议得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支持：1920年春，建立了一个隶属于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局，该局按国别设了几个处和主席团〔有西伯利亚委员会的加蓬、伊尔库茨克华工联合会的刘尧（音）、卓伊（音）、林钦诺和鲍里索夫〕。（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37，第1-2页。）在其存在的很短时间（至1920年7月）里，东方局在伊尔库茨克成功地改组了隶属于伊尔库茨克省党委的俄国共产华员局支部（其东西伯利亚局改为东西伯利亚委员会的一个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40，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