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档案：共产国际二大之前苏联已与中国方面接触（6）

    　为了实现大会的宗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决定将负责东方工作的机构集中为一个统一的代表机构。新选出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20年10月提出将“远东工作集中于一个专门的”设于上海的“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26，第2、28页。）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和东方民族部负责人也同意这样的结论，因它们不止一次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提出过类似的建议。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1921年1月5日决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1年1月7日决议，在伊尔库茨克成立了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代表机构--远东书记处。据共产国际决议，1921年1月15日，舒米亚茨基奉派为远东工作全权代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3，第15页。）他在2月就全面展开工作，从俄共（布）远东局转了2000金卢布到远东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4，第4页。），并把青年团、工会等转归该书记处治下。这必然引起与远东局的冲突。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的调停，资金拨给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3，第88页。）自1921年1月起，由于东方民族部和西伯利亚委员会的重组，工作就开始混乱了，因为不论是哈尔滨，还是北京、上海的工作人员，都不清楚他们应当听谁的。从广州回来的吴廷康，这时又从上海赴伊尔库茨克参加计划于1921年春召开的远东国家代表大会去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11-12页。）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组成如下：舒米亚茨基（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他的副手加蓬（后来是Я明斯克尔）（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34页。），执行书记吴廷康和А鲍德里茨基，情报处主任СИ斯列帕克。ММ阿勃拉姆松，后来是ИК玛玛耶夫担任中国处俄籍书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页。），再后由符拉索夫斯基替代。曹培行（音）担任鼓动指导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3，第26页。）达林受命负责青年工作，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Б尼科尔斯基（В别尔克、ВА涅伊曼、瓦西里耶夫），办公室主任布卡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页。）1921年3月22日，张太雷被确定为中国支部的华人书记，他充当中国支部的书记直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87，第12页；案卷122，第4-5页。）

   　 1921年2月26日，舒米亚茨基写给共产国际科别茨基的书面汇报中说，现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已经把全部东方工作领导起来，而以前呢，“谁都能管，可是互相掣肘”。既然华员中央在远东共和国境内并没有什么威望，舒米亚茨基就将在华工作的中心移至领导中国革命、出版报刊的上海革命委员会。这项工作需要外汇金卢布，而不是珠宝钻石和罗曼诺夫时代的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97，第1-2页。）

   　 1921年春之前，中国共产主义者已经在积极筹备全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要在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会前的实际领导工作便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它是由俄国共产主义者资助的。（КН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东政府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57页。）1921年3月底，舒米亚茨基致电莫斯科称，中国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将研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制定的共产主义工作条例，此会将于5月底在上海召开（参见МА别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亚非人民》1971年第4期，第51页。），由远东书记处代表参加并领导，并说尼科尔斯基将启程来中国领导党务工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4-5页。）同时，舒米亚茨基还向列宁和共产国际的科别茨基报告自己的财力情况说：“我拿不出钱来支持中国的组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5，第20页。）

    　1921年初，中国已经存在七八个共产主义组织，分布于北京、广州、武昌、济南及其他地方。陈独秀向所有组织写信，以商定“此次‘统一’大会议题以及开会地点和时间”。最后，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切就绪。1921年3月召集了一次预备会。根据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的书面报告，“这次会议开始划清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界线，并建立统一组织”。这份文件还报告了起草“临时纲领”（《共产党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伊尔库茨克1921年版，第27页。）一事。显然，按照舒米亚茨基的说法，在“中国的中心”召开的这次共产主义组织筹备会确定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远东人民》（伊尔库茨克）1921年第1期，第27页。）

   　 当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来到上海时，远东书记处中国处的工作因该处成员离沪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而放慢了速度。（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22，第8页。）马林没有为自己看到的景象而欢欣鼓舞：中国农民是一些小土地所有者，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工会的影响微不足道，没有什么组织，民众中文盲很多。各处共产主义组织只有50名中国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25-33页。）马林建议办学校来教育工人，并派遣两名工作人员分赴华南华北。马林请舒米亚茨基明确在中国的工作战线。（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54，案卷102，第21、22页。）他面临的是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者集中起来这项任务。7月9日，马林致信莫斯科，指出：“希望本月底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将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同志们那些分散的小组将会联合起来。此后就可以开始集中统一的工作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514，目录1，案卷7，第2页。）

  　  1921年7月23日至8月5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全权代表尼科尔斯基参与了会议的筹备、经费和会议工作。

   　 不能低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内部因素，同时，据已知的和最新披露的史料，也应指出，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首先是才华卓越的组织者吴廷康在这中间发挥了积极作用。是他们把社会主义拥护者们的追求引上建立中国共产党实际工作的轨道，并给予政治、组织和财政上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