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档案：共产国际二大之前苏联已与中国方面接触

　　　　　　　　　　　

　　俄国文献一般认为，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开端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其实俄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接触从1919年3月初共产国际刚一成立就开始了。新成立的共产国际机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任务之一便是从政治上帮助各国共产党建立，保证对它们的物质援助，也包括资助它们出版共产主义倾向的报刊。1919年5月4日由ЯМ别尔津领衔成立的国际宣传处，便是负责组织共产主义宣传和出版各语种的共产国际及俄共（布）文献工作的。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第27页。实际工作最早是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的。

　    “发动”华北、华南、朝鲜、波斯、印度等地“被压迫人民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需要资金。1919年，奉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派遣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联络的副外交人民委员ЛМ加拉罕，就财政援助事秘呈列宁，请在1919年第一季度拨给外交人民委员部“20万金卢布以援助东方工人组织，派遣鼓动家去东方做宣传工作”。（参见ВН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华情报》，莫斯科2011年版，第40页。）应当指出，共产国际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与俄共（布）以及苏维埃国家机器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上极其密切的联系，因此讨论财务问题是在苏俄国家及党的最高机关进行的。1919年8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管理局长克林格尔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国际经费”的报告。讨论后决定：“政治局听取了工作报告……为南方的一个国际主义者组织寄款140万卢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全宗495，目录112，案卷7，第32页。）

　    在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实施中，财务问题的处理并不统一。对亚洲国家人民施加影响是在动荡不靖的条件下进行的，要不断克服因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地处遥远，因内战造成的电报、电话获取不足，交通不畅而出现的困难。所以分散于西伯利亚和远东一带的当地机构便成了第三国际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秘密传播第三国际思想的“策源地”，而中国则被视为共产主义战略的重要目标国。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州局成了俄共（布）在这里的代表，它经常变换驻地（乌法-切里亚宾斯克-鄂姆斯克-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而设于上乌金斯克（乌兰乌德）的俄共（布）远东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一个“分支机构”代表处。外交人民委员部在远东有自己的代表处--驻特洛依茨科萨夫斯克（恰克图）的西伯利亚委员会等。这几个机构都急切地想开始远东国家工作，并设法与旅俄革命者在俄罗斯国内，除了其他民族部外，俄共（布）也在西伯利亚州局下设立了中国部。1920年6月，该部迁至伊尔库茨克，后隶属于西伯利亚州局东方局。不过它在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和中国本土革命者建立联系。

　    1919年3月20-21日，在鄂姆斯克秘密召开的俄共（布）第三次西伯利亚会议上，为“正确而及时地”获取远东国家无产阶级的情报，而通过了“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州委情报鼓动局”的决定，其任务是“建立与东方和美洲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安排与他们互通情报，组织口头和书面的鼓动活动”。（МА别尔西茨：《俄国的东方国际主义者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1918年7月-1920年）》，《共产国际与东方》，莫斯科1969年版，第64-65页。МА别尔西茨将第三次代表会议误称为第二次，后者是1918年10月召开的。见《高尔察克后方的游击战争》，（俄）《共产党人》2008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