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3）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0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