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百家：60年中国外交发展大格局

从历史角度研究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基本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外交史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分成两大阶段。现在，学者们对前一段已研究得比较细致了；对后一段的研究，更多带有现实性、对策性。

清以前搞外交易被看作是卖国

在中文里，“外交”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但其含义与现在不同。那时所谓的“外交”指的是天子到郊外祭祀。还有一个意思，是“人臣私见君主”，按现在理解就是里通外国。所以，中国人很长时间不愿使用“外交”这个词。清末叫“夷务”、“洋务”，搞外交很容易被人看作是卖国。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在传统的中国与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发生全面冲突的过程中产生的。清朝末年的外交是完全失败的，近代中国外交的困境与它起源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跌到历史最低点。

清王朝崩溃后为中国留下的外交遗产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帝国主义国家不是直接统治中国，而是通过不平等条约来瓜分、分享中国。二是混乱、病态的外交政策。最典型的如所谓“以夷制夷”，中国从以往的传统中找不到能够有效抵抗西方侵略的办法。三是屈辱、从属和孤立无援的国际地位。中国原来是世界头等大国，但自进入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后地位一落千丈。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中国的虚弱已无法掩饰。最后，影响最大、最深的恐怕还是心理上的。在中国人心中，自豪感与屈辱感、排外与媚外，各种复杂的心态交织在一起，交替起伏，因时而易。

从五四运动起，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缓慢回升。抗日战争是中国国际地位发生转变的枢纽。全民族抗战使得中国赢得世界五大国之一的地位，战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非常大的成就，但那时中国仍是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得到彻底解放，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一边倒”到“反两霸”

如果对新中国前30年的外交做一个概括，主题就是革命的、独立自主的中国与美苏冷战的碰撞。

中国共产党人从事外交活动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建国前的外交虽不正规，周恩来说是“游击战”，但毕竟积累了不少经验。最重要的是形成了三个基本观念：一是共产党人办外交一定要树立中国新人的典型，站稳民族立场；二是国际统一战线政策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三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这三个观念对新中国外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体现了中国外交最基本的诉求。

1949年春季，毛泽东提出三条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二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急于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首先肃清国内的反动力量和帝国主义势力；三是“一边倒”，这不仅指外交，也包括内政。其含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在外交上要同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站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加上三条方针：一是“礼尚往来”，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就与他们建交；二是“互通有无”，可以做买卖；三是“团结世界人民”，发展与其他各国的关系。这六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它所体现的就是独立自主与和平。

经过最初几年的外交实践，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他用求同存异的思想方法，对新型外交关系所做的提炼和概括。这五项原则，被新中国用于处理与各种类型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超越了冷战时代的局限性，是新中国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锐利武器。经过实践的考验，它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

可以说，我国最基本的外交政策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确定了，但我国对外关系格局却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乔冠华说“中国外交十年一变”，指的就是格局的变化。按照这一变化，前30年的外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底莫斯科会议，这时的外交格局是“一边倒”；第二阶段从1958年至1970年，这时的政策是“反两霸”，我国在外交上形成了与美、苏两强相对抗的格局；第三阶段从1971年至1978年，这时采取 “一条线”战略，简单说就是联美反苏。

“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冷战的环境和西方敌视政策使然。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在“一边倒”政策下，新中国解决了国际承认问题，解决了外来援助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政策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作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尝试，但美国无意改变其僵硬的政策。50年代后期，中苏又出现矛盾，最终导致了60年代的中苏分裂。中国外交由此进入了“反两霸”阶段。现在看来，导致中苏分裂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最主要的是两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不同，两国国内的发展阶段不一样，这就导致两国的国家利益不一致，而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内，这种矛盾又很难化解。同时，那个时代国际形势也处于动荡之中。

“一条线”战略联美反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处在一个比较困惑的时期。最棘手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怎样估计国际形势，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种哪个可能占先；二是如何处理本国利益需要与支援各国人民革命的关系。总的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激烈，到“文革”时达到顶点，给外交工作造成很大损失。这个时期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很多，但有一点必须看到，这就是中国正是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才成为国际上一支真正独立的力量，跳出两极格局，取得主动权。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越南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力量；二是中苏边界冲突使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样，中美两国都需要对自己的外交政策进行战略调整。通过越南战争，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对方无意与自己发生直接对抗；而与此同时，中美双方与苏联的矛盾都有所增长。这就为中美接近提供了可能。

打开中美关系大门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基辛格访华的消息一出，一宣布尼克松要访华，中国重返联合国就变得势不可挡，与中国建交就成为大势所趋。一两年内，除美国以外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同中国建交了，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也都是这时与中国建交的。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战略和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为“文革”结束后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改变“一条线”战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30年大体也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外交政策形成并确定下来；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至世纪之交，构筑起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外交又有新发展。这段历史离得很近，缺乏时间的沉淀，不少问题还有待研究，没到下结论的时候。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调整。最明显的变化是大门打开了，大批代表团出国访问。从那时起，我国领导人开始重新强调我国外交执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关系。到1986年，人大关于“七五”规划的报告里，对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了全面阐述，讲了十个方面。这是对以往外交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外交战略上最重要的调整是改变“一条线”战略和对国际形势作出“和平与发展”的新判断。在中美建交之初，我国曾希望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但美国国会通过“对台关系法”，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了新障碍。此后不久，中央就决定拉开与美国的距离，随后又决定放弃“一条线”战略。从80年代初起，中国对外关系格局就有步骤地朝着全方位的方向发展。80年代末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是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格局的重要一步。

创造周边和平环境构筑多层次对外关系

在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过程中，我认为尤其要注意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变化。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除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以外，最主要的就是要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张闻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直到这时才成为全党的共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再以国际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我们承认现实世界是多样化的，多样化的世界，有矛盾有斗争，但需要合作，也可以合作。只有眼光变了，才能看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大胆实行对外开放。

有了这种指导思想和认识方法上的变化，我国才能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时做到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保持外交政策的稳定与连续，不是到了十年又来个大变化。这是中国外交走向成熟的表现。外交政策不变，我们到世纪之交才能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进入新世纪以后，不管外部世界怎么变，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本世纪头25年建成小康社会，我们的外交还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展开。这个时期，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应当保持稳定和连续。我们主张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但是我们希望这种转变是有序的。

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

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外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对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来说，任何国家对其发展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美国和苏联都曾一度是对中国最有影响的国家，但中国的发展跟他们的设想完全不同，我们始终在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第二，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自近代以来，对中国内部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大事件，它对中国的改变越大，对世界的影响也就越大。改革开放就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三，中国外交的发展必须迎合世界潮流，走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道路。60年来，中国外交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基本政策是一贯的，但内涵则与时俱进，不断有所调整，有所丰富。

最后，必须正确评估自己。一个还没有最终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关键阶段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还会面临很多困难。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目标、手段和实际能力之间的平衡，才能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