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回顾

对于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及读者提问，黄苇町给出了答案，问得有思考，答得有深度。

“北纬25N·海都大讲坛”第10期的“坛主”黄苇町可是累着了。

7月5日，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倦。回到酒店，一挨上枕头，他就睡着了。几个小时后他告诉记者：“……太累了。我没有想到，(劳动)强度能有这么大。”

就在当天早上，这位党史专家应邀来到“北纬25N·海都大讲坛”，做了一场题为《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回顾》的讲座。就是这场讲座，带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一天天气炎热，来的人却不少。有人打包了豆浆馒头，一早就牢牢占据了前排;听讲现场的一楼摆了几十张“加座”，但后到的人还是只能被安排到楼上去。在普通人听到“政治学习”扭头就走的这些年，一位党史专家的讲座能让数百人主动放弃周末的懒觉，为什么?

《改革开放30年思想解放回顾》这个主题，是从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说起，开场两分钟，刚说到30年前反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史，一位老先生站起来就走了。这位老先生执著地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他一走，一位气喘吁吁赶来的听众有了个好位置，赶紧就坐下了。

30分钟后，历史已经推进到“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突破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最后一排的两个结伴而来的十二三岁的小女生开始困惑地窃窃私语：“听不懂啊?”“不好听。不知道说什么。”她们身旁的中年男士显然已经忍耐了好一会了，小声抗议：“别吵!”两个小女孩一走，他显得如释重负，终于可以不受干扰了。

记者悄悄问在场的一位年轻人：“听得下去吗?”年轻人说：“可以。很好。嘘———”

这时，黄苇町正说到1999年，中美签订了WTO协议，“以前是‘改革拽着开放跑’，从这时开始，‘开放要拽着改革跑’了。”现场发出会意的笑声。

思想解放的历史每一分钟都在推进，内容越接近现实，场内的气氛就越“绷紧”，黄苇町收缩了演讲内容，后来他告诉记者“其实我没有把准备好的内容全讲完，我在台上都能觉得很多人在焦灼地等待发问”。

他停了下来。主持人刚宣布进入互动环节，刷地举起了好几排手，记者目测，同时想提问的人竟有二十多个!

那是一排排高举的手：年轻的光滑的手、中年的有力的手、布满老年斑的手，记者发现，一向给人懒洋洋慢悠悠印象的福州人，最关心的还是政治、是社会形势!

55岁的郭先生曾经历过下岗，第一个站起来的他引经据典地问马列理论的问题;60多岁的杨老先生激动地抓紧话筒，忙发表他自己对时政的看法，记者几次提示他“请提问题”，他倔强地不肯：“我要跟黄教授交流一下!”现场的读者善意地笑了，慷慨给了他3分钟，然后用掌声和笑声催促他：“我们也要提问!”这位老先生才勉强交出话筒。

一位年轻的女士按捺不住从座位上跑到前场，她关心的是网络表达的话语权;一位中年男士则非常实际地问：“同工龄、同学历、同职称、同级别的人在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差距那么大，为什么没有引起中央重视?”另一位做了声带切除手术没法发声的老同志写下有关“资产阶级”的问题，更多的人从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纸张递上问题……看着黄苇町应接不暇，记者想起了半个月前发给他的邀请信上的最后一句话：“这个讲座，会不会是您第一次面对各阶层的普通民众?”

发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临近正午，主持人只得宣布活动结束，黄苇町还没关掉电脑，一群不肯走的读者已经围到台上，索要签名的、继续提问的、邀请讲座的……黄苇町拿出的一叠名片立刻被一抢而光。

事后黄苇町说：“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要向我提问。”进入6月份他转了好几个省作党史演讲，福州的演讲是第十二场，也是听众反应最热烈的一场。提问的强度和密度差点让他的脑力和体力同时透支。黄苇町庆幸自己下午补睡了一觉，因为到了晚上，一位听众、在人大任职的干部居然找到他下榻的酒店。这场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从晚上8点直说到10点。而现场拿到名片的不少读者还说：“……我会把自己的观点写下来，发送到黄老的邮箱里去。”

福州之行看来并不轻松，临走前黄苇町告诉记者：“奇怪了，前两天我在江苏和安徽怎么都睡不好，到福州两天，每个晚上都睡得很踏实。”他对福州和福州的老百姓充满了好感：“福州很好，我会再来。”

□记者手记

在福州的两天，黄苇町一直很兴奋。“……‘5·12’地震，将来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场地震让我看到了新生代的可贵之处，社会一直在进步，看看新一代人在赈灾中的积极表现，他们已经懂得承担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设立‘全国悼念日’，也是新一代人首先在网络上倡导，被接纳的，对赈灾款使用的质疑的声音，说明他们不但懂得承担义务，也懂得行使公民的权利，执政党的行为必须更多地体现人民的利益，这是社会前进的主流。民间理性的声音会更多地被倾听和接纳。”

这样看来，时政话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热点并不奇怪。新一代人对于社会现状有困惑、有疑问，有自己的判断，他们追寻答案的热情，会使新一轮思想解放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海都大讲坛的活动已经揭开了民间的“盖子”。

1.对近期一些社会事件的经济学思考，黄苇町如是说———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增长较慢部门的人群与增长较快部门的人群比，在利益上会相对受损，特别是当他们感到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不能补偿自己付出的代价时，就可能发生摩擦和对抗。其实，早在1856年，法国有个叫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他说，一个国家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不是经济长期停滞时期，而是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突然发生停滞、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后来一些学者把托克维尔这个观点形象地称为“倒J”理论。“倒J”的那个点就是矛盾的爆发点。“倒J”理论告诉我们，长时间的、无间歇的高速发展，往往使发展中产生的各种不平衡和矛盾得不到及时调整或“消化”，就会逐渐累积成为阻滞增长、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一旦遇到意外因素干扰，经济出现停滞或下滑，就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震荡和政治危机。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尼发生通货膨胀，大米价格上涨了三倍。贫困人口从原来的15%上升到近50%，与此相伴随的是街头暴力、抢劫和骚乱，一些地方纵火杀害华人的暴行就发生在这一期间。一年后苏哈托被迫下台，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使印尼经济至今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一理论和各种经验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增长达到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既是增长的关键期，又是矛盾凸显期。

2.在场的好些读者都是机关干部。这些公务员身份的读者并非有组织而来，他们跟普通市民一样，都是由同样的索票方式拿到入场券。黄苇町特别给出对干群关系的理解———

人民对党的信任，本质上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信任;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也是以每个党员干部的作风来表现的。现在我国有四大社会矛盾，即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其中干群矛盾起主导作用，很多矛盾激化都和干部素质有关。因此，在改革攻坚阶段，决策要摆脱单纯的利益导向，特别要提高基层干部在经济手段之外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情绪的能力，发挥我们共产党做思想工作的优势，因为往往一句暖心窝的话就能解决一个思想疙瘩。此外，作为公职人员，我们要支持新经济包括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作为个人，又要在经济上和他们谨慎地保持距离。我们要特别警惕一个倾向，就是有的领导干部“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为穷人说话有形象，替富人办事有好处。话是假说，事是真办。这是严重作风不正的表现，没有什么比这种言行不一，更损害群众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了。

因此，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也是发展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谁人品好，谁好作秀，干部群众心里如明镜一般。如果有人凭借“长袖善舞”：善于投个别领导所好、善于跑官要官、善于制造“政绩”，而不断得到信任和提拔，不仅会使正派的干部产生受挫感，还会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乃至一个重要领导职位的尊严，都严重受损，甚至导致离心离德。退一步讲，如果我们选用的领导干部越来越缺乏人格魅力，推动工作的手段越来越只剩下权力，“最大危险”也就为期不远了。

3.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问题———

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说，发展是为让人民过好日子。虽然我国还迫切需要发展经济，但发展不能建立在对人自身伤害的基础上，不能以牺牲清洁的水源、空气、土壤为代价发展工业，以人的健康为代价追求增长数字，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权益推动城市改造。发展成果也不能落在少数人手里。只有所有公民都平等参与，公平享受，发展才能持久。这个问题今天看起来如此天经地义，但人类真正弄清这个问题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1996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列举了五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一、无工作的增长。增长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失业群体不断扩大。二、无声的增长，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人的民主与自由权利没有得到相应的扩展。三、无情的增长，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穷人数量有增无减。四、无根的增长。由于受外国文化影响，本民族传统文化日趋边缘化或正在消失。五、无未来的增长。这种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与人类居住环境的恶化，对后代子孙的生存带来毁灭性损害。一言以蔽之，“五无”的增长就是“无人”的增长，是无视人的增长。因此，“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有关发展的共同价值观。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觉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积极吸收了当代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同时又从我国实际出发，鲜明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