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5）

（二）所有制急于求纯及其原因

所有制急于求纯指的是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表现在一些具体工作过急、过快、出现偏差，搞“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讲到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观点，有些人说“三大改造”是错的，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又私有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三大改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是必然的。因为当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搞工业化靠小家小户搞不起来，同时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确实和政府之间有很多冲突，同国营经济之间有争夺市场、争夺原料等等很严重的冲突，当时不实行“三大改造”的话，工业化搞不起来。事实上“三大改造”的结果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是一个历史必然，是正确的。我们今天说“三大改造”在总体成功的情况下，有些具体做法过急、过快、出现偏差。导致了农业方面高级社规模过大；工业方面不适当地搞大厂、全能厂；商业方面盲目追求大店；手工业方面合并过急过快，形势过于简单化，这些做法同当时的生产力是不相适应的，是生产关系过于拔高的一种表现。之后的1958年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公”指的是公有化程度高，就是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致社员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有，然后搞一平二调，之后又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又刮“共产风”等等，结果是损害社员利益，影响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生产。

所有制问题上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高的根本原因是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反思错误，重新认识国情做出的一个正确判断，这个判断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极大飞跃，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没有这个认识，没有这个认识就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阶段。超越阶段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实践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不足。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起码有两次在阶段问题上提出过正确的认识。第一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大改造”结束不久，他在一次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时他把这句话叫做新经济政策。他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间太短了，我这个新经济政策要实行的长一点，但是他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第二次正确认识是在三年困难阶段来了以后，毛泽东同志带领大家反思错误，在反思错误阶段他提出了一个正确观念，我们现在正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就是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可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没有付诸实践，并后来被他自己抛弃。为什么两次正确认识都没有付诸实践，都被他自己抛弃呢？就是因为当时的实践经验不足，我们只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感性认识不充分就没有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所以我们经常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改造只经过三年就顺利完成了，当时准备是很长的时期，结果三年就顺利完成了，这给我们一个错觉，认为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软弱，所以社会主义就特别容易搞成，这个思想从孙中山开始就有。通常我们讲，孙中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要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这句话的前半句是对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说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对的。事实上，孙中山从来不准备在中国搞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初他周游世界，到过很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看到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两个弊端：一是贫富悬殊；二是阶级冲突严重。所以孙中山认为在中国不能走这条路，不能建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说的社会主义和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他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说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所以就特别容易搞成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联系一下毛泽东同志当年说的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句话里面多少也有这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我们的资产阶级很软弱，所以我们容易搞成社会主义。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第一，存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问题；第二，生产技术水平比较低；第三，缺乏管理大生产的经验；第四，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都比较低，这些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利条件，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够。当然也不能说一点没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期“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很多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没有用了，而很多不熟悉的东西正等着我们去学，我们一定要学懂我们不懂的东西，这说明他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方面的艰巨性。问题就在于学习是一个艰苦的事情，真正学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真正学懂之前我们就不免犯错误。对此，我给大家介绍列宁的一个观点：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组织得很好，你要攻破它很困难。但是革命一经爆发要继续下去却容易得多，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在组织方面和团结方面要高得多，所以革命比较容易胜利；相反，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革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个国家里敌人已经腐朽，资产阶级没有组织起来。但是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它完成就十分困难，需要万分谨慎小心和坚韧不拔。从中列宁概括出一条规律：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那么，越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越困难，因为这里除了破坏的任务之外，还有一个空前困难的经济建设的任务，他把这个叫做巨大的困难。从这段话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在很长时间里面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看得太容易了，这是造成许多失误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在所有制问题上超越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不了解；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教条化理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了解的情况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正确而精辟的论述不知，或者不真知，或者熟知而不真知，或者不知，或不甚知。我们常说熟知不等于真知，况且有很多我们有不知或者不甚知，这就妨碍我们完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思想。比如说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当时马克思有几个概念是通用的，新世界的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理想社会在他那儿都是同一个概念。他讲新世界建立的时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赋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界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球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教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在这段话里面表达了以下几点意思：第一，他充分估计了资产阶级时期所赋有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没有资产阶级创造的物质基础，新世界的创立是不可能的；第二，他在这里表达出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憎恶，他把这个残酷的时代形容为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第三，他表达出对推翻这种吃人制度的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无比向往；第四，他表达出他绝不认为这种伟大的社会革命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而需要有生产力做前提和基础，对此，恩格斯多处有过更加通俗地表达，比如在《共产主义原理》文章中，他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过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他这个话是在当时一个座谈会上讲的，刚讲完这段话，有人站起来提问，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恩格斯明确地回答说，不能。他说，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在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正象显著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有社会，并且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有社会。我理解，这个思想也就包括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后，对私有制也不能一下子就立即全部废除，而要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直到废除私有制所必须的大量的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反思一下我们自己，长期以来我们“左”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生产力发展越快，所以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胜利之后不久，还没有来得及经过创造大量生产资料的过程，就急急忙忙宣布全部废除私有制。现在看来这个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是第一种情况，对马克思重要的一些精辟的论述不知或者不甚知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理解的情况。在所有制问题上教条化的理解，起码有两点理论上的失误：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毛泽东同志《矛盾论》中有一段话，在一般情况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反过来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生产基础。前面说的一般情况下指的是量变时期；一定条件指的是质变时期，就是生产关系变革的革命时期，当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就是这种情况，不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这时当然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那么，我们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不进行量变与质变的区分，加以泛化。比如我们在“大跃进”时期、在“人民公社化”时期、搞“一大二公”的时候，不是质变时期，是不需要进行革命变革与生产关系变革时期，这时，实行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无限拔高来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是要摔跤的；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失误就是马克思确实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我们就是按照马克思这个定义做的，我们在社会主义搞单一公有制为什么错了呢？这里面就是对马克思这句话所说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做了教条化的理解。当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新世界的创造这几个概念是通用的，可见他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分。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区分的是列宁，列宁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或者说是低级阶段。所以，马克思在这里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社会主义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单一公有制。这里我们要搞清楚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马克思自己做了一个解释：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人站在一旁轻轻地一按电纽，产品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生产力高度发达到这种时候就是我所说的社会主义，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实行单一公有制，就是全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就对了。我们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就想实行全部、纯粹的公有，即单一公有制，这当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里要说明的就是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是我们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做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越大越好，而最高、最大的就是国有，那么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管理、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三大改造”中总体成功，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把所有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等等，统统国有化，这是对公有化的形势和范围都缺乏正确理解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生产力低的情况下实行单一公有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同理，马克思还说过一个定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列宁后来也说：只要在社会主义阶段还讲什么商品经济是十分可笑的，这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其实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到这样的程度的社会里面是不是可以消灭商品经济呢？的确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这个杯子值多少钱，说值十块钱，为什么值十块钱呢？因为它花了工人十块钱的劳动时间在里面。政治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它值十块钱，现在我生产这个杯子，只要工人一按电纽它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的时候，不需要十块钱的劳动时间了，那他还值十块钱吗？不值了，他可以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了，可以说谁要谁就拿走，不值钱了。当生产力高度发展到不仅仅是一个杯子，所有贵重的东西包括建筑材料都是站在一旁只要一按电纽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时候，那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呢！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我们现在离共产主义社会还非常遥远，需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为什么说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就因为它要经过几十代人提高生产力的过程，所以商品经济没有达到那个高度发展的时候，必须实行商品经济。由此，我们联想到有些同志说，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破了马克思主义，这话是不对的，我们没有突破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按马克思主义说的做了，我们才成功了。马克思说的很明确，生产力没有达到那个高度你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那么低的生产力我们就想搞吃饭不要钱，当时陈伯达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消灭商品经济》，肯定是不对的。而我们现在回到马克思主义，按马克思主义说的做了，我们在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生产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对了，才是合乎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