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文化立法：从“怎么办文化”到“怎么管文化”

当前文化立法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盲点较多,某些领域还存在着“无法可依”的情况；有些法律法规互相抵触,缺少必要的系统性；一些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严密性,给实际操作造成困难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

正如决定中所说,“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纵观一段时期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文化领域在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法制建设薄弱这一瓶颈也愈发凸显。

文化法制建设薄弱

在反复确认记者不是书商派来套取证据的“托儿”之后,网络写手韩某终于同意和记者谈谈他的受骗经历。

今年38岁的韩某在向一家书商讨要当初承诺出书所缴纳的款项未果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名为《遭遇诈骗》。

“他给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万元以上。”韩某说,“我当时还看了书商所谓的经理室,里面除了一张褐色办公桌和靠墙而立的一个褐色书柜外,也别无他物。猛一进去,还真不知道这所谓的文化公司是做什么的。”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韩某的遭遇是很多网络写手都曾遇到过的。当前的民营出版业因为缺乏游戏规则,给人们留下了良莠不齐的印象。

据国内资深出版人丹飞介绍,不法书商损害作者利益的“花招”主要有4种:

“首先是霸王合同。”丹飞说,书商通过制造合同陷阱,用一纸合同把作者套牢,从制作到版税结付,方方面面都让作者有苦难言,可就是解不了约,因为有合同在身。

“其次是拖欠稿费。有的书商为了能签到作者的下一套书,就将稿费一直拖着不给,还有的根本就不想给。”丹飞说,第三种“花招”是玩倒闭。签完合同之后,因为书商自己的原因不想出版了,就选择倒闭,然后换个马甲再成立新公司。

“还有一招是瞒报印数。一些书商报给作者的印数和实际印数的差距很大,这一手段基本成为了行业潜规则。”丹飞说。

曾经代理过大量非法出版案件的律师翁磊表示,此类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版业的法制建设薄弱”。“目前,在出版立法方面,更多的是出版管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声音,有时候会参照学者的意见。出版界和出版物使用人的声音,反映到立法中去的并不多”。

记者了解到,全国政协近日在京召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题协商会,有政协委员对文化领域立法薄弱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

北京大学中国立法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石东坡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当前我国的文化立法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但从历史来看,此前文化立法的发展相对滞后。

石东坡认为,此前文化立法的薄弱之处主要有三方面:

“首先是立法理念有待更新。要进一步强调文化立法在本质上是维护、保障、促进和实现我国公民和中华民族的文化权利；进一步澄清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与传播是国家义务和政府部门职责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辨证地认识文化发展的群众性、自发性与文化促进的引导性、自觉性,既要积极又要审慎地发挥文化行政的应有功能；要充分认识立法保护文化产业发展的应有功能。”石东坡说,薄弱之处的第二方面在于立法空白亟待消除。比如文化公益服务设施的法律制度尚多疏漏,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法律地位及其维护运行的法律机制亟需健全。另外,面对新兴媒体、网络空间的网络监管立法还存在不足。

“薄弱之处的第三方面在于立法结构有失均衡。在立法的协同发展进程之中,文化立法发展较缓慢,与社会立法、经济立法等相比,还需要迎头赶上。另外,在已有的文化法律规范性文件中,效力等级较低的较多,而相对而言需要具备的上位法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且,不同地方的文化立法重视程度和进展速度以及质量的优良程度也不一致,文化产业的专门立法尚待探索。”石东坡说。

北京大学社会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王永浩也认为,当前文化立法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法规不健全,立法盲点较多,某些领域还存在着‘无法可依’的情况；法律法规的层次偏低,与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许多重要法律尚属空白；有些法律法规互相抵触,政出多门,缺少必要的系统性；一些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严密性,给实际操作造成困难”。

“文化立法是文化发展、繁荣和创新的必要社会条件,是维系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以往相对集中在经济立法领域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文化立法和经济立法、社会立法以及行政立法等相互之间的呼应与衔接。”石东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