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秘书和培元：新婚三天 溺水而亡（3）

参加“新哲学会”，与李六如合编《陕甘宁边区实录》

和培元当时最重要的工作是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恰好当时毛泽东对哲学问题也尤为关注。和培元来到毛泽东身边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之后，以延安为中心各根据地和各地的党组织普遍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又有毛泽东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因为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及正确开展中国革命的重要工具，为此毛泽东自己带头刻苦钻研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经访问过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就曾这样描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门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几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也是在那个时期，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从猿到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阅读了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当时在延安能够找到的其他中外哲学著作，特别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

不仅自己阅读，毛泽东还热心组织大家一块来学习和研究。据郭化若、莫文骅回忆：1938年9月，毛泽东曾约他们和许光达、陈伯钧、萧劲光、萧克、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10余人组织哲学座谈会，其“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持续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每次讨论都是由哲学家艾思奇、和培元等人先讲，然后讨论。毛泽东同志除了插话，都是在最后讲自己的看法。议论的中心围绕军事辩证法问题较多。实际上是对红军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杨超也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在小组中征求对他著作的意见，讨论时毫无拘束，就在他家中开会……我们在讨论中，有一段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阶段的论述，在会议中大家都畅开思想，发言踊跃。对主要矛盾阶段问题讨论中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可见这种学习和研究的方式也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在这一基础上，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的团体，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延安“新哲学会”。

“新哲学会”除了毛泽东，其主要成员还有张闻天、艾思奇、陈伯达、陈唯实、周扬、范文澜、何思敬、郭化若、吴黎平、张仲实、高士其、任白戈、张庆孚、张如心等，以及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和中共中央各机构工作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和培元、杨超、于光远等。这个学会从1938年夏成立，一直持续到整风运动的后期，它几乎集合了当时在延安的全体哲学工作者和学者，其活动则是举办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年会，开展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项活动，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新哲学会”还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哲学演讲，其中和培元演讲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等，他的《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延安“新哲学”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总结。他明确指出：“把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结合起来，就是新哲学的中国化。”显然，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哲学上的表述，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还具体指导在他办公室担任秘书的李六如（秘书长）与和培元编写了《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这是为了向外界宣传和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而编写的，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还为它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后由毛泽东委托周扬加以修改，为此，毛泽东还给周扬写过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