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六换村干部 农民利益如何保护？（2）

走进村子里，郭佩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村里小道边上到处堆放着垃圾，臭气扑鼻而来。一些平房的墙壁剥落，如同被铲子刮过一样。一个四合院的整面院墙都已经坍塌，露出光秃秃的院子。

“新农村不是首先讲究要村容整洁吗？”郭佩祥又想起村口的景象，觉得很困惑。

三个外来客在村子里四处走动，周围村民向他们投来的目光“让人感受不到一丝暖意”。来之前，郭佩祥在长治市政府网站上看到，“村民热情好客，会邀请客人进屋喝茶。客人喝一口茶，村民就要立即再倒满”。

郭佩祥走进一个院子，听到里面有说话声。当他隔着院门探头向里张望时，声音戛然而止。院里一位中年妇女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是纪委吗？查违法乱纪的？”

在田头，郭佩祥看见一个将近50岁的男人在采煤塌陷区翻土，“土地几乎没有肥力”。一处只有半亩左右的玉米地里，一个60多岁的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干农活。

眼前的A村不是郭佩祥原本想象的样子，同时他也感觉到“这个村子不对劲儿”。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如同一根大脑神经被撩开，郭佩祥想知道A村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从2010年4月开始，郭佩祥一年多时间里5次来到A村调研。从怀疑到逐渐信任，村民愿意打开院门跟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坐下来聊聊。郭佩祥走访了A村318个农户中的200多户人家，他对这个村子的情况也越来越了解。

1982年，A村实行“大包干”，村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之后的30多年间，A村的耕地面积总量减少了近六成，人均耕地从2.67亩减少到0.6亩。如此多的土地都流向何方？

“煤矿来我们村征地了”，“企业也占我们地”，“县政府把我们的地征走了”。郭佩祥梳理了A村近30年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现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耕地先后被征用。

“庞大的土地财政导致各利益主体更多地征地以及村干部不惜倒卖土地”，郭佩祥经过多方访谈和求证了解到A村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土地倒卖案。

2006年4月，在时任村支书的主持下，村集体同邻村人郭某签订合同，同意租用A村南部40亩土地用于建蔬菜加工厂，加工厂应解决40名村民就业，合同期是50年。

“这一看似运作规范且有利于A村发展的土地租用行为，却在实际操作时性质发生彻底改变。郭某在同村委会签订协议后，将这40亩土地倒卖给当地煤矿所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就是要在这40亩土地上开发房地产。”郭佩祥说。

正值玉米快要收成的季节，村委会和煤矿的推土机却开到地里准备平地。一位村民对郭佩祥说：“当时很多村民就不愿意卖地，也拒绝领取补偿款。”

当天夜里，村委会、乡镇派出所和矿上的推土机趁村民不在地里，将快要成熟的玉米推倒。第二天清晨，当村民看到地里的庄稼被清理一空时，气愤地找村干部理论，但是村干部含糊其辞，相互推诿。

后来，原本说要建加工厂的耕地上被挖了40亩的大坑，村民们才意识到这里要修建楼房。

“政府对农民的技术、资金、农资、农业税减免等方面的支持都以土地为基础。”学政治学专业的郭佩祥知道，农民失去土地后，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失掉了依附在土地上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