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3年4月26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曼彻斯特

1853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原来计划的旅行，恐怕要落空了。班贝尔格尔不能给我的期票贴现，弗里德兰德几乎已经答应给我贴现，现在却断然拒绝了。我将此事写信给施特龙[116]，不过，我认为这纯粹是走形式，是为了安慰良心和为了我的妻子，我决不相信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

我曾在一篇通讯（就是包括有关土耳其问题的第一篇论文的那篇通讯）[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编者注]中，向《论坛报》报道说：马志尼在这里（他的朋友们现在再次加以否认，但是我认为，这是按他的命令办的）；《论坛报》根据这篇通讯，就马志尼侥幸逃走一事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社论，其中有如下一段评述：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位通讯记者给我们提供了这篇有趣报道，应当对他的非凡才能给予应有的赞扬。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246]

你看，我在那里的地位是非常稳固的。此外，我还收到了克路斯的一封非常有趣的信和两号载有希尔施自供的报纸（还没有载完）。[239]这些东西都不寄给你了，因为我仍然希望有一个幸运的机会能够亲自去你那里，并随身带上这些东西。如果我去，当然事先会告诉你的。你的老头[注：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德斯。——编者注]什么时候到？我不愿同他碰上。

如果德纳给我在这里指定一家银行——关于此事我已向他请求过三次——，我至少可以摆脱最糟糕的情况。

关于希尔施：我最初和你的意见相同[注：见本卷第235—237页。——编者注]，但情况毕竟还不是这样。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来到这里，当然是为了“确定”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同柏林“有关系”[247]。就是那个寄给我匿名便条的人，在同一天给谢特奈尔和哥林盖尔写了一个通知，逐字照抄如下：

“1853年4月21日于伦敦

通知

警务顾问施梯伯和警监犹太人戈德海姆两人不久前由柏林抵达此地。

形貌特征

施梯伯：                     犹太人戈德海姆：

中等身材（约5英尺）         约6英尺

头发：黑、短                 黑、短

胡须：同上                   同上

脸色：萎黄                   黄、浮肿

身穿深色紧身裤，蓝色肥大     身穿黑裤，淡黄色肥大常礼服，

常礼服，戴软帽和眼镜         戴黑帽

注意：两人经常同行，伴随他们的有汉堡的店员希尔施和维利希的同乡、邮差黑林。施梯伯和戈德海姆今天曾同班迪亚会谈。施梯伯和戈德海姆每天按时在十一点和三点之间去普鲁士大使馆。”

我认为，写这个东西的人是昂利，德·拉斯佩，他是奥·迪茨的朋友和同乡，也就是那个在你来这里的时候，曾为了进一步揭露而一定要和我们［见面］的被得罪的警察。现在你可看到，“希尔施”是多么卖力。所有这一切，对于维利希—金克尔来说，来得最不是时候了。再见。

你的  卡·马·

至于那一英镑[注：指给德朗克和皮佩尔的资助。——编者注]，我将给每人十先令，因为据我所知，皮佩尔有希望不经过诉讼程序而取得钱。这个穷鬼患了极厉害的梅毒，而且他经济非常困难，也过于放浪。

注释：

[116]信没有找到。——第111、128、132、164、239、320、326、327、328、333、348、356、370、372、412、421、519、560、569页。

[239]克路斯1853年3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了普鲁士警探希尔施有关他在策划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作用的自供（见注7和161）。克路斯是从魏德迈那里得到这些摘录的，魏德迈早在美国报纸发表希尔施声明的全文之前就知道了这个声明。不久，希尔施的自供在1853年4月1、8、15和22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第3、4、5和6号上公布了，标题是《间谍活动的受害者。威廉·希尔施的辩护书》。经维利希同意而发表的希尔施的自供，旨在反对马克思、恩格斯及他们的拥护者，并为了在舆论方面替维利希—沙佩尔分裂集团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期间的活动进行辩护。

由于希尔施自供的发表，克路斯和魏德迈在美国各报上发表了专门声明，揭穿希尔施歪曲事实。他们还发表了马克思早在1852年1月就寄给魏德迈的希尔施的第一个声明（见注460），在这个声明中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恶劣作用已经暴露出来。1853年5月5日《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发表了马克思的《希尔施的自供》一文，揭露了希尔施所散布的欺骗性的说法，即科伦案件控告所用的资料好象是密探班迪亚从马克思那里骗来的，并说明了与此有关的阻碍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版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的一些情况，该书的手稿落到了班迪亚的手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4—48页）。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希尔施的自供也作了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26—734页）。——第235、239页。

[246]马克思引的是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社论。——第239页。

[247]英国当局为了制造借口镇压侨居英国的政治流亡者，于1853年4月控告罗瑟海特（伦敦附近）的火箭工厂厂主同科苏特有密谋联系，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控告叫作科苏特的“火药密谋”（将这件事比作英国历史上称作“火药密谋”的天主教徒1605年反对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密谋）。

1853年3月柏林普鲁士警察局逮捕了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和激进派的资产阶级人士，企图制造一个新的密谋案件。同时，匈牙利人李伯尼行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也成为借口之一。马克思的文章《柏林密谋》、《柏林密谋。——伦敦警察局。——马志尼。——拉德茨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文章《火箭案件。——瑞士的暴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31—34、41—43、96—100页）揭露了警察局的这些挑衅。——第240、425、59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