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4月8日)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3年4月8日)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伦敦

1863年4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六天来我总打算给你写信，但是每次总有人来打扰。打扰最多的是那位可敬的艾希霍夫。从普鲁士逃出来的尉官们和奸商们都在利物浦愚弄这个可怜的人，以致他现在负债一百英镑左右，还不包括由他的合伙人而不是由他花掉的一大笔钱。他无疑要回到这里来，而且据他保证说，要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他会乐意接受向他介绍的任何职位；对于他现在在这里从事的一切，他都小心地掩盖起来，等等。但是很快就弄清楚了，他不是要谋求工作，而是在这里干各种秘密的代理人勾当，现在我了解到，他在这里是受小德朗克的委托，为南部各州搞走私勾当，德朗克在精心地经营这门生意。这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秘密的原因，而我们这个朋友由于没有经验（确实超出了一切界限），往往就露出了马脚。最后，这家伙现在很少活动，整个下午都呆在我这里。既然他对我不讲实话，那除了他向我征求意见的场合外，我自然不能替他做什么了。

我怕波兰的事情不顺利。梁格维奇的失败在王国[注：波兰王国。——编者注]里已经开始令人感觉到。立陶宛的运动是目前最重要的，[319]因为：（1）它超出了会议桌上的波兰[320]的疆界；（2）农民大量参加运动；而在库尔兰附近，它甚至直接具有土地运动的性质。如果这个运动不能顺利发展，没有使王国的运动重新活跃起来，那我认为不会有较大的成功希望。梁格维奇的行为我看很可疑。哪一个党首先违反了关于为起义成功所绝对必需的联盟协议，这很难确定。但是了解一下一种是梅洛斯拉夫斯基同普隆－普隆有联系的传说，另一种是科斯策尔斯基同他有联系的传说，都可靠到什么程度，那倒是很有趣味的。至于谈到布腊尼茨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他早就是普隆－普隆分子了。

好样的库格曼，看来对你有非常高尚的意图。天才人物也必须饮食起居，以至为此付钱，这对我们老实的德意志人说来是一种毫无诗意的想法，所以他们根本不会产生这种念头，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有损尊严的。我想知道是哪一位聪明人悄悄告诉他，我将放弃我的书[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编者注]。对这点你应该向他作必要的解释。至于出新版（在他们看来，怎么说都行，就是不“及时”），在目前，当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精力几乎完全丧失，并且宣布自己完全容忍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无论如何是不相宜的。

我读了赖尔和赫胥黎的新著[注：查·赖尔《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考证》，托·亨·赫胥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编者注]，这两本书都很有趣，而且都很好。赖尔的空话稍多，但是也有些微妙的笑料；例如，为了证明人同猿之间的质的差异，他白费气力地援引了所有自然科学家的话，最后引证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话，而这位大主教断言，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宗教。不过，这里现在有时也对旧宗教进行攻击，并且是从各个方面进行攻击。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象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欧文让人在《爱丁堡评论》上回答赫胥黎；这一回答，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作了让步，所争论的只是用语而已。[321]

小德朗克想从他的银行家那里提取二百五十英镑，由我承兑，甚至同意负担与此有关的费用和利息大约十五英镑，他以为这是他惊人的英雄气概的表现。他觉得我面对这样的英雄气概，不愿承担（你深知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在一年之内弄到这二百五十英镑的义务，是我太小气了。请你相信，要不是事情与你有关，我就要给这个小无赖的屁股上踢一脚。我气得喝醉了酒，并且醉后为这件事给你写了一封生气的信[125]。我料想在信中是说了难听的话，因为我一点都想不起写了些什么了。不过为了使你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在这里再提一提。

祝你健康。

你的  弗·恩·

注释：

[125]信没有找到。——第108、211、229、335、363、614、630、676页。

[319]1863年2—3月，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农民在波兰起义的影响下，反对地主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发动加强了。领导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运动的立陶宛省委员会，声明拥护华沙临时民族委员会所宣布的起义纲领。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西部活动的武装的起义部队，主要是由农民以及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和没有地产的小贵族组成的。革命的民主派——康斯坦丁·卡利诺夫斯基、西格蒙特·谢拉科夫斯基、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等人是起义的杰出领导者。立陶宛起义有民主主义的性质，而且它使运动有可能深入到俄国内地去，这就使它具有特殊的意义。——第334页。

[320]会议桌上的波兰是对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以波兰王国的正式名称划归俄国的那一部分波兰领土的称呼。——第334页。

[321]指在1863年4月《爱丁堡评论》杂志第240期第541—569页上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赫胥黎教授论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Professor  Huxley  on  Man’s  Place  in  Nature》）。在这篇文章中评论了赫胥黎、欧文等人关于人类和猴子的区别问题的著作。该文的作者是以欧文观点的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第33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