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专家：中国医改须放开社会资本准入门槛（2）

这种医生与患者之间新的“契约”关系建立的前提，就是引入良性的市场机制。这样一来，医患关系才有可能从“患者的病患越大，医生越受益”向“病人越健康，住院次数越少，医生的收益越多”的双赢局面转变。

“这也让医生的本性回归。”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任秘书长顾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全科医生”这一理念将首次在国内出现，并主要在基层医疗机构承担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慢性病管理、健康管理的一体化服务，被视为其辖区内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然而据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全科医生”这一指导意见一经出台，就已经被某些部门行政机构视为“颠覆性”文件。在北京，医疗机构为了防止“家庭医生”外流，鼓励其留在基层医疗机构，曾将调整待遇的报告提给人事部门和财政部门，但两个部门均反对提议。

此外，《指导意见》文件还试验性地提出了职业医生的从医注册自由。根据该意见，取得执业资格的全科医生，不仅可以在一个地点注册，也可以根据需要多点注册。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任秘书长顾媛认为，这将解放职业医师，医师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自身选择，在任何地方自行开诊所，或与别人合伙开诊所。

“中国医生的自由可能要从全科医生这个领域取得突破，并获得公共的认可，变成一个真正的职业。这样一种职业应该是让医学界能够回归医生的本性，放开手脚，释放能量。那时，我们的医疗改革就有可能实现，”她说。

“姓公姓私”的争议

从新医改启动前征求意见稿出台开始，医疗服务该由政府和公办医院为主导，还是充分引入优质的社会资源形成市场竞争，就是一个争议性的命题。

一位北京居民申女士表示，由于体质薄弱，她时常去一家二级甲等医院做检查。她最不理解的是，每次医师都必须让她先做数百元的B超检查，并且再开上数百元的消炎药。

“医生会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我老实地说有，于是她就开了好几行字的中西药，一算有六百多元，”申女士说。

此外，官办医院对优质医疗资源的垄断地位，还造成了人们获得对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困难。在集中了最多医疗资源的国家和省市大型医院，问诊的患者仍然踏破了门槛。

“看病难”，也和药价虚高等问题一起，共同弱化了三年新医改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医疗服务的种种弊端，仍然集中在实现“公益主体”的公办医院里。而由于准入的门槛过高，不乏竞争实力强的民营医疗机构，业务基本集中在体检、计生疾病等“边缘”领域。而在政府主导的综合性门诊方面，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公立医院。在部分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周围，甚至存在官办医院周边不允许民营医疗机构存在的地方性规定。

“这说明医改行政部门相信，行政控制是进行医改最好的方式。如果再上升到理论，就是政府认为市场解决不了医疗改革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震研究员说。

但一些地方的实践却表明，市场竞争可能会比政府提供更优化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