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桂梅：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北京记忆（2）

个人怀旧与“家园”想像这种丧失了文化记忆的无名大都市形象，事实上不仅仅作为一种现代主义文化象征的呈现，它同时也是北京形象的一种真实面貌。九十年代后，北京进入到一个再度重建的热潮中，文化古都和现代化城市之间的冲突再度成为建筑学、文化批评界的一个重要话题。高楼大厦、环城高速公路、城铁、高尚住宅小区、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涌动的人群，已经重新切分和组建了北京的城市空间，曾经作为北京文化象征的胡同、大宅门、四合院、大杂院，已经纷纷隐没，而负载于这些建筑空间中的文化记忆，也因此成为漂浮的、无所附着的想像的剩余物。也正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对北京的想像方式和文化记忆的书写，逐渐的、也是越来越清晰地被放置于个人“怀旧”的视域之中。在它的现实空间急剧而大幅度地转换的同时，一种作为文化记忆和文化想像的北京形象却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被纳入到个体切身的生命经历和生命记忆当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试图为城市寻找记忆的书写行为，必然是一种“怀旧”的想像行为，它是在传统和记忆即将消逝的时刻对记忆的追认，是一种现代人的“怀乡病”，同时也是一种重构传统记忆和自我记忆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对传统文化的追问，同时也是现代对传统的改写，这种改写行为将那些在八十年代乃至二十世纪现代化过程中被“遗忘”的传统区域，展现于现代人的视野之中，并对之进行一种现代的蚕食和重构。——在上述背景之下，对于“北京”的怀旧，事实上也是现代视野内的对于文化传统和文化记忆的重新追认。

作为“怀旧”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中的北京想像大致呈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北京，尤其是对于作为当代中国政治中心的七十年代北京形象的个人化书写，其代表作是王朔九十年代初期完成的《动物凶猛》；一种是作为“帝都”、“皇城”的北京，尤其是对于在近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逐渐沦落的皇城和贵族群落的书写，其代表作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清朝贵族后代、女作家叶广芩的系列小说《采桑子》; 另一种是作为平民城市的北京，将其置身于历史/现实的变迁过程中，对于胡同文化/北京精神的追认，其代表作是九十年代后期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区分这三种形态，仅仅是为了整体地勾勒出怀旧视野中北京形象的不同侧面，而这些侧面作为一种个人记忆的方式，勾连起了不同历史视野中的北京形象及其留下的历史印痕。

个人身份的强化，使得九十年代后这些书写北京的小说，与八十年代的“京味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北京，不再是某种文化的样本，而携带着丰富的个人记忆和历史细节，具有着“老照片”式的仿真性。但正因为这种书写不再刻意寻求表现对象的“文化”象征意味，而强调个体记忆的丰富和细腻，因此，其北京形象也带有很强的情感因素和随意拼贴的成分。“故乡”想像是这种北京书写的内在构成因素，它表现为对已经消逝了的、仅仅留存于个人生命记忆之中的“归属”和“精神故乡”的想像形态。也因此，这种想像带有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的意味。与其说这是对真实的城市形象的勾勒，不如说它在整体上被作为一种和谐的、恬静的、与今日个人生活血肉相连的“家园”想像。其间，有着不再存在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有着割舍不掉的情感的关联，有着因不再有现实束缚性而显得温情饱满的文化礼仪，同时也必然地与童年、青春等生命经验联系在一起。

《动物凶猛》：“社会主义城市”中的青春记忆《动物凶猛》及由其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所呈现的是“文革”时期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特定政治群落而划定的居住群落，即刘心武所谓“军队大院”的孩子（《“军队大院”的孩子们》，《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八期）。这部小说（及电影）往往被认为表现了“超越政治、超越时代”的“人类精神”，它的主要情节是描绘青春期心态和那种暧昧的萌动、同时“只有关在笼子里是安全的可供欣赏，一旦放出，顷刻便对一切生命产生威胁”，如同“猛兽”一样的初恋情愫。正是对这一特殊群落的青春记忆的展现，小说（及电影）首先被认为打破了关于“文革”的定型化想像。这里呈现出来的不再是充满血泪和伤痕记忆的政治场景，而是似乎远离政治记忆的个体生命经历的回忆，它将被八十年代的历史书写所遗漏的一个社会群落的青春记忆展示出来，从而补足了关于“文革”的历史记忆。但关于这部小说（及电影）的分析，往往忽视了它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写，而这种书写出自一个在八十年代后期以充满调侃和颠覆性的北京书写方式而列入“新京味小说”的作家之手，其意义就更值得追究。

王朔的小说所表现的内容尤其是他所采取的书写姿态，使得对他的定位始终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他所叙述的大多是游荡于北京的边缘群落：小流氓、无业游民、调侃一切的顽主，他们对政治禁忌和伦理观念肆意调侃，尤其是对于“作家”这一行当的神圣性进行了彻底消解，王朔因此被称为“痞子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北京虽然并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被有意识地建构和书写，但那种浓郁的颠覆和消解当代政治禁忌的书写方式本身，正得自北京与当代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动物凶猛》突显的正是北京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一些重要特征。在这里，与北京形成紧密关系的政治因素不再被作为调侃和戏谑的对象，而成为怀旧视野中个人生命记忆与城市形象的构成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