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宏观调控顺序改变源自实际需要（2）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

高投资率、低消费率必须扭转

《21世纪》：政治局会议定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跟过去有什么不同？侧重点有什么变化？

郑新立：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保持了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多的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这样就可以既消化了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21世纪》：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表现会是什么？

郑新立：从财政投资的角度看，要比2008年、2009年要少一些，但是财政资金的使用不要过多的用于直接投资，通过财政的贴息、减税、资本金补助等政策，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把社会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才是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特别是把财政政策要引导那些能够提高居民消费力的投资方向上来。

《21世纪》：明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执行力度上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郑新立：现在货币供应量还是保持较快的增长，明年增长的速度会比今年略高一点，但是货币政策的重点，应当以结构优化的政策来取代总量紧缩的政策，今年由于我们抑制通胀的需要，总量控制上不断的提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最近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能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有所松动，但是这些贷款要投到优化结构方面。

《21世纪》：讲到加快经济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郑新立：明年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突破性进展。

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去年我们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个百分点，而且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七点几，就是说去年我们生产的产品里面有将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了，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处在极度扭曲的状态，是不可持续的。

高投资率必然带来生产能力过剩，如果说现在制造业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过一段时间基础设施的供给也会出现过剩，投资增长迅速，消费增长慢，比例严重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