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宏观调控顺序改变源自实际需要（4）

第六项就是改革外汇管理和使用机制，现在外汇这么多，就是商业银行外汇贷款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现在的制度是商业银行到央行的外汇市场上，用人民币购汇，然后再给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外汇贷款，等于把汇率风险推给了商业银行，因为人民币长期还是看涨，虽然最近降了，所以商业银行不愿意一次性大量购买外汇提供贷款。现在提出很多解决的问题的办法，可以把多余的外汇用出去。

第七项改革就是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现在股票市场在资本市场占百分之七十几的比例，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占到了百分之七十，股票市场占到了二三十，我们的债券市场刚刚起步，特别是鼓励经营较好的企业发行债券，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金融体制要同步推进七大改革，使资金活力调动起来，提高资金的周转率，发挥对经济增长。

《21世纪》：按照改革排序，接下来哪些领域的改革是要加紧推进的？

郑新立：第二位的改革就是城乡一体化改革，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各类生产要素要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现在好多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还是受阻。

比如城里人购买住房可以卖，但是农自己的宅基地、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都还没有得到落实，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的用益物权还不能转化为他们财产型收入，这是农民收入比城里收入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最近重庆进行了改革，农民可以用宅基地盖房子，向城里人出售，同时城市与村庄土地增减挂钩，由国家土地局丈量，在适宜范围内占补平衡，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带队专门到重庆去做了调查，最后调研报告题目就是：要让农民拥有财产型收入，才能够使农民比较快的富裕起来。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所以只要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能够双向自由流动，就可以把潜藏在农村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来，支持未来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现在有人说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太早，因为中国农村还有7亿人口。从事农业劳动是农民收入水平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最根本原因，要缩小城乡差距，就要减少农民，加快向二三产业转移。

现在还要改变土地财政推高房价的机制，地方房价越高土地出让金越多，收入越多地方政府可用于建设的资金就越多，形成了推高房价的机制，现在要改变这种土地财政，改变整个税制，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税源，比如物业税。

我们将来城市化还是多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要通过发展产业提供就业，在中小城市的如果收入比较高，生活环境也比较好，大家就不会涌到大城市去了，我们要通过产业的调整，布局的调整吸引那些企业更多地到中小城市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