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座》之十四

古往今来，在一些传世的名文巨著中，时常可以看到作者用漫长悠远、奔腾不息、一往无前等形象语词，精心描绘历史的演进。打从人猿揖别、社会萌生，从原始人到现代人，惊回首已百万度春秋。人们巧用历史长河譬喻绵延不断的社会行程，生动而又贴切。倘若更深一层发挥，理应阐明构成这条长河的，是一派派相互联系、有所不同、各具特色的流段：既有流水潺潺的流段，又有风高浪急的流段；既有一泻千里的流段，又有山重水复的流段。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形态更迭与历史长河事故多发，彼此紧密关联。当我们全方位、多层面地探讨社会形态更迭的规律性时，对此中错综复杂的深层次关联，不能不细加剖析。

一、社会形态更迭的两种类型

历史与现实一再启示：社会形态更迭，乃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质变。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轮又一轮的更迭，乃是社会发展总进程中的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社会形态更迭，从远古到现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是从旧社会形态最发达的地区开始的。奴隶占有制取代原始公社制，是这种类型的唯一代表。在原始社会生成、发展的漫漫岁月里，生产工具自发地、逐渐地改进。一代又一代生产者的劳动经验日积月累地丰富起来，直到出现了较为可观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头面人物随意支配、或任意侵吞剩余产品的现象，出现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于是原始社会形态发达的、最发达的地区，终于萌生了奴隶占有制取代原始公社制的这种历史性转变。迄今为止，总共四轮的社会形态更迭，仅有这打头的第一轮，确系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真是独特现象，可称之为“特例”。

第二种类型，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其转变、更新是从旧社会形态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开始的。长期以来，这种现象曾被社会发展史研究工作者、世界通史专家认为是罕见的个别例证，其实不然。如今看来，后三轮的社会形态更迭，每一轮都有过经济文化较不发达、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格外激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阶级的觉悟性、组织性和斗争性空前提高的国家，人民奋起战斗，并取得革命成功。历史喜欢捉弄人，可是工夫不负苦心人。被认为只能“偶尔为之的危险事”,被看作即使侥幸成功也是一种“特殊例外”，倒成为历史长河中社会形态更迭一再出现的“典型现象”。

乍一看来，出现这个“典型现象”，确实有点怪，细细想来，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启示我们：任何一轮社会形态更迭，都是难度很大的历史课题。这是因为：即将被取代的那个旧的社会形态，并不是历史的某种偶然现象，而是历史的特定产物。它也有过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旧社会形态的光辉经历，也有其生成和发展的客观根据，起过应起的积极作用。何况，在它并不短暂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岁月里，这个社会形态又曾不遗余力地反复论证过自己的历史合理性、优越性和不可取代性，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惟我独尊”地位的措施。这样一来，萌发中的新社会形态，不能不面对体现着旧社会形态的各个国家组成的“碉堡群”。它决不可能一举横扫这个庞大的“碉堡群”，一役夺取全盘的胜利；也决不可能三下两下就重点突破由旧社会形态最发达的那几个国家构成的该形态的关键部位，比较迅速地取得决定性胜利。较为可能的倒是，首先在旧社会形态较不发达的一国数国，即该形态链条上较薄弱的环节打开缺口，为新社会形态开辟进军的桥头堡、扩展的根据地。翻翻世界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和现代史，中国比希腊、罗马早千把年进入奴隶社会，起步虽早，可水平偏低。倒是希腊、罗马后来居上。这两个国家尽管把奴隶制推向巅峰，可是它们却又长期徘徊在封建社会门槛前，迟迟迈不出关键性的那一步。而奴隶社会水平偏低的中国，却又比希腊、罗马早千把年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实现了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根本转折，创造了汉唐盛世。位居全球封建社会形态首席的中国，却被西欧那些由低水平的封建制暴发的高水平的资本主义制的英法德等国侵略而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饱经忧患、正在寻找崛起振兴新路的中国，从曾经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俄国在十月革命中脱胎换骨得到启示，结合本国国情，创造性地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成功地构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园。

行文至此，作者不能不注意到：有关社会形态更迭第二种类型的论断，某些读者可能认为，此论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理！因而难予苟同。其实不然。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发达之国，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常出现尖锐、激化的态势，“山雨欲来风满楼”，给人以革命即将大爆发，社会形态更迭不可避免的印象。其实这类国家缓和矛盾、转嫁危机的潜力强、办法多，不至于像那些类型相似或近似而较不发达的国家，难以逃脱统治者没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愿意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终于被革命风暴摧垮的“厄运”。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形态更迭已一再证明，其更迭的第二种类型与第一种类型一样，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在列宁关于经济文化较为滞后、政治和思想斗争格外激化、革命阶级的觉悟性、组织性和战斗性空前提高的一国数国，可能率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理论中，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中，都打下深深的科学印记。

二、社会形态更迭最高难度课题的最主要难点所在

时至今日，人类历史长河已经历了三轮社会形态更迭，并正在经历着其漫长性、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创新性都大大超过前三轮的第四轮社会形态更迭。后来居上的这个社会形态，肩负着实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被损害、被奴役的民族联合起来！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以著名的俄国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欧、东亚十来个国家的人民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伟大继续，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蒙难为殷鉴，以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古巴顶逆风、战恶浪，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业的孜孜求索为转机，东西半球没有偏见的人已意识到，第四轮社会形态更迭正再创新篇。

比起相继发生在阶级社会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社会形态更迭、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的社会形态更迭，这一轮即资本主义制与社会主义制的社会形态更迭、是根本性的转折，是高层次的过渡。它不是私有制类型的社会形态中那种由一个较低的层次与另一个较高的层次的更迭，而是作为私有制类型的社会形态最高、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更迭。这种高层次的过渡、更迭与以往发生的历次更迭有相似之处，换句话说有共性，即在过渡期中都会有一球两制以及两制并存竞争、联系制约、借鉴扬弃等规律性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次高层次的更迭中，这种共性表现的错综复杂、微妙离奇的程度，是以往任何一次更迭都难以比拟的。也就是说，反映共性的个性有极其鲜明的特色。现今一球两制的并存竞争，已不是以较为简明的双峰对峙、浸渭分明的形式出现，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缠绕、交叉和渗透处处可见的并存；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多渠道、多种方式方法、时紧时松、绵延不断的立体竞争。现今一球两制的联系制约，已不是较多地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可能性，事实上又往往咫尺天涯、鞭长莫及；而是时时、事事、处处都可以感触到、领略到，甚至直面着那种既普遍又具体的、客观存在着的“剪不断”和隔不开的联系，以及这样那样的时而公开时而隐蔽、时而强硬时而柔和、时而常规时而突发的相互制约。现今一球两制的借鉴扬弃，已不是低水平、急就式的借鉴，和较不扎实颇不彻底的扬弃，而是着眼于和着力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扬我优势、固我根基、完我使命的借鉴和扬弃。综上所述，可以明确这样一点：现今人们面前展现的这种根本性的、高层次的、错综复杂的、曲折漫长的社会形态更迭，正是我们欣逢的伟大时代发展的主旋律。它既是刚刚过去不久的20世纪的最强音，又是人们刚刚迎来的21世纪的最强音，也将是与最终实现这一轮最伟大的社会形态更迭密切关联的，诸如22世纪、23世纪等等未来的新世纪发展中的最强音。

把握、求解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务必抓准、明确其真正的、主要的难点所在。这里有必要着重说明这样一点：认识人类社会与认识自然界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自然界发展的初级阶段，一切都很简明，都很清楚，可谓一目了然。但是认识社会形态，就阶级社会而言，其中每一个社会形态，就其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加以比较，往往其发展的初级阶段是最错杂、最混乱、乍一看似是而非、再一看又似非而是，闹得你如坠入重重云雾之中。然而随着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种种现象就日趋明朗化，各阶段、阶层的本来面目越来越清楚。

这样说来，就认识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言，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就比起我们后来人将来认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麻烦得多、困难得多、糊涂得多。难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过去20多年了，可免不了还有人说出这样的怪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上述现象启示我们，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这一轮更迭，其最主要的难点所在，就是要科学地、正确地认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尤其要科学地、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三、解决社会形态更迭最高难度课题，呼唤革命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试图解决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始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从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开始关注社会改革家、革命家有关的探讨。他们选择俄国作为典型，因为它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基本上保存下来，而公社又有可能与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它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革命一旦爆发，又可能引发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相互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探求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并以此为“直接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可能性。马克思辞世后，恩格斯继续致力于寻找有俄国色彩的革命道路，即能减轻产前阵痛、缩短坎坷路段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戏上创造性地解决着社会形态更迭中最高难度的课题。他直接领导俄国这样的一个相比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列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直接领导虽仅有6年多的时间，但却给各国献身这一事业的后来者留下一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列宁对胜利了的俄国十月革命、对这次革命催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满怀无产阶级的自豪感。但他从不感情用事地任意美化它，而是一再说明：“新的世界，社会主义的世界，是以苏维埃共和国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毫不奇怪，这个世界不会一生下来就完美无缺，不会像密纳发那样一下子从丘比特脑袋里钻出来。”（《列宁选集》第3卷第568——569页）他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第15页）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新生事物的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要成熟完善，在诸多渠道与诸多举措中，必不可少的是借鉴资本主义，吸收其积极肯定的成果以发展社会主义。在列宁的正确推动下，党及时地发出号召：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政府放弃余粮征集制代之以粮食税，把资本主义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通过租让制，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缔结这样那样的经济协定。一句话，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一时代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持续而有效的努力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薄一波《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讨会上的讲话》中正确指出：这个继往开来的艰辛探索过程，是“始于毛，成于邓”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分另，！写于1956年、1957年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是这一探索在中国的伟大开端，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形成于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时期。“成”者，意指形成而非完成。正如党的文献一再指出的：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既然是“初步解决”，那么需要继续解决的重大任务还多得很，而理论本身还需要继续加以充实、拓展、深化与完善的层面和部分也数量可观，切忌轻言完成。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说，历史为它提供了充分展现其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威力的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这正说明这一理论的无量前程。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提出过许多蕴含真理的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在解决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常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活动的历史环境虽不同，但用以解决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的科学指南，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最后特别着重论述的正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特别是着力学习外国的长处，其视野之开阔，认识之深化，远非保安、延安时期和建国前夜所提出的欢迎投资和做生意、学点外国的技艺的要求所能比拟。他主张学习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那样的长处，弥补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尚不成熟一时难以克服的这样那样的短处，并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正确的部署。可是会后面临的空前错杂微妙的局势，使这些正确部署被打入冷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严重挫折，中国出现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引为解决社会形态更迭中最高难度课题而孜孜求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走出山重水复的困境，进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如果形象点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即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到一代代杰出伟大的继承者，他们对解决社会形态更迭的最高难度课题的孜孜求索，可以说是一场极其壮观的火炬接力攀登运动。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径情直逐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的体制改革相继蜕化为基本制度的改向，最终导致全方位的解体与剧变。全球共产主义运动低潮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涨形成特殊的交叉。东西两半球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向往、拥戴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深感挖掘酿成这次大裂变、大挫折的根源、吸取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以利于争取社会主义的再度辉煌。邓小平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无论是总结建国后30年的经验教训，还是由此而涉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一再强调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又领导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如果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类极其重要、十分要害的根本问题上稀里糊涂，而又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领导”人民去搞改革，这种改革不变成改向才怪呢！违背了历史的辨证法，是必定要道到历史的惩罚的。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敏锐地抓住了当今历史之链的最主要环节，果敢地直面社会形态更迭最高难度的课题，明确了解决这个最高难度课题的着眼点、着重．点、着力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