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辉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摘要：7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成立日，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最后确定一方面要尊重事实，另一方面又要沿用传统的习惯，所以每年7月1日为党的纪念日就不再变了。我们党用了3年时间战胜国民党，之所以这么快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基于四个原因：一是我们有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二是成功进行土地改革；三是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式民主政权；四是国民党太腐败无能。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说，这九十年中党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第二件大事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件大事就是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第一件大事来回顾一下新民主主义革命。

共产党成立的史实考证

中国共产党“七一”纪念日刚刚过去，但是党的具体成立日不是7月1日，而是7月23日。那么7月23日成立日为什么在7月1日来纪念呢？

1938年，中央决定对党的一大的召开也就是对党的成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具体日期忘记了，从各种资料中也没有发现明确的记载，参加一大的董必武和毛泽东都忘记是哪一天了，只记得是7月份，天很热。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定在了7月1日，7月1日的纪念日由此而来。

到了70年代后期才知道党的成立日是7月23日，缘起于台湾一个学者来访，在跟大陆学者交谈之中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大意是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成立50多年了，连哪一天成立的都不清楚，有点嘲讽的意味，由此大陆学者下决心考证党的具体成立日。查阅各种材料后发现周佛海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大会要转到浙江南湖的那一天凌晨他驻守的隔壁就是大东旅馆发生了一场凶杀案，一个女子被枪杀，由此造成他没有去参加南湖的会议。虽然周佛海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哪一天，但是这个凶杀案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都有报道，凶杀案是发生在8月31日凌晨。根据相关的记载，周佛海说了他是八天之前来到上海的，由此类推正好是7月23日。单单这一点还不能确证就是这一天，因为我们在历史研究上叫做孤证不立。这个学者又查阅了其他相关材料，比如在一大期间法国的巡捕房曾经闯进一个人进行搜查，那一天有记载。再一个苏联的文件中有记载，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的，苏俄代表俄语方面有明确的记载。种种材料显示7月23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大会召开日，可以说铁证如山。这样问题来了，我们一直沿用7月1日这个纪念日，又出来一个7月23日怎么办呢？当时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最后确定一方面要尊重事实，另一方面又要沿用传统的习惯，每年都是7月1日纪念就不再变了，这个就是党的成立日。

1956年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填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前，在全国各地已经有了我们传统教科书上说的共产主义小组，实际当时都叫做共产党，是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比如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在上海成立的，当时取名就叫做中国共产党。在此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一些地方都出现了共产党组织，1920年秋在毛泽东、何叔衡的领导下建立了长沙共产党组织，所以毛泽东填入党时间写的是1920年也完全正确。

我们来看都是哪些人参加了一大？目前来说参加一大的有13个人，但是只有12个代表，就说明有一个人没有代表权，具体是哪一个人现在仍然不是很清楚，所以一大也还有很多谜。比如说召开日期确定了，但是哪一天闭幕现在仍然不清楚，虽然说会议在31号转入嘉庆南湖的一只游船上进行，但没有明确记载是不是在那一天就闭幕了。一大代表都非常年轻，平均26.5岁，在“七一”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强调青年的作用，这跟党的历史是有关系的，青年决定着未来，从党的最初组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批年轻人在全国当时无声无息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一大代表的人生道路也是很有戏剧性的，叛党、叛国的有五个人，俗话说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这里面笑得最好的就是毛泽东，真正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两个人。这提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面临对于事情是要坚持还是要放弃，我们要学会坚持、学会放弃，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些事情在最初的时候往往很难意识到它的意义，当时真正著名的人物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比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号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作为党的创始人却没有参加一大。还有很多有影响的人没有参加一大，据后来的人回忆主要是当时大家没有意识到这次大会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所以有很多人就因为工作忙没有去，找一个小年轻的做代表去了。还有人回忆说陈公博和周佛海并不是专程来开一大的，陈公博带着夫人到上海来度蜜月顺便开了一大，周佛海在会议期间还开小差，这两个人在一大的表现也预示了后来的命运，他们先是投靠了国民党，后来又做了汉奸，一开始就意志不坚定。一大可以用庄子的“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来形容，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简单的，无人知晓、默默无闻，但是后来随着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壮大，越来越凸显它的历史意义。比如1948年、1949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两句话，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他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这时候有这样一种认识呢？因为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取得全国政权了，回过头去看当时十几个人的一个小组织的成立是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在全国只有五十多个党员，就这五十个党员发展成了中国的执政党，能不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吗？

党成立以后的艰难探索

党成立以后都干了什么呢？最初主要是举行工人起义、罢工，因为党的一大确定党的目标是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但是稍后发现中国并没有多少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各地耀武扬威、作威作福。所以“二大”对于党的目标进行修正，提出了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谈社会主义。

由于当时敌人力量太强大，共产党仍然非常弱小，在苏联的帮助下就与国内最大的政党国民党进行合作，由此带来革命的高潮，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北伐战争目标就是要打列强除军阀，由国共两党组成国民革命军。北伐第一个目标是攻打占据湖南湖北一带的吴佩孚，第二个目标是攻打占据华南、华东五省的孙传芳，第三个目标是张作霖。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北伐军迅速取得了胜利，这也是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革命迅速由珠江流域推向了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是对新占领的这些地区，是按共产党的方式还是按国民党的方式进行治理，两党出现矛盾，相争不下。国民党最终采用武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阵营内部的共产党，在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实行清党，就是开始大批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并于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当时武汉革命政府相对抗，因为武汉当时是汪精卫领导的左倾的，和共产党还在合作过程中。7月15日汪精卫也叛变了，倒向了南京，这样中国共产党就落到一个任人宰割的下场，国民党使用非常残酷的武力屠杀的办法对付共产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战斗。革命就意味着流血牺牲，毛泽东成为党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不容易的，他的一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总共失去了六位亲人。这提示我们要成就一种事业就要有所付出。正像毛泽东后来说我们虽然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子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了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革命力量不断得到再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不是信仰，很难理解那些革命者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行为。

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我们共产党人就任人宰割吗？当然不是，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就是南昌起义。原来共产党主要是在革命军中做群众工作，开展工农运动，不注重掌握军事，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只有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先后举行了上百次起义，不幸的是这些起义都失败了，这时面临革命力量到哪去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在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以后，自作主张带领将士们上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了，通过武装斗争的手段，逐渐形成一大片工农武装割据。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是中共中央要求做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听说这种做法以后很生气，就开会决定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资格，不过派人传达的时候错传达成开除党籍，毛泽东这下成了非党人士了，后来才又说是谣传，只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这证明当时开出这个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条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渐渐有了雏形，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反对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的过程中逐渐开辟出来的。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党内特别是中央领导层先后出现了这样三次左倾错误：第一次是瞿秋白领导的，第二次是李立三领导的，第三次是王明、博古领导的。比如李立三说他们基本主张就是要求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才是敌人的头脑和心腹，只有占据了城市才能说是胜利了。最严重的就是王明、博古时期，左倾方面体现在人事、政治、土地政策每个方面，特别是在人事上打击和排挤原来苏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1932年10月就被剥夺了党权和领导权，这以后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最落寞的日子，这期间他先后受过20多次处分。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气愤、不满意，从此消极；另一种是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一种锻炼，带给我们一生的启迪。人的一生几乎没有完全一帆风顺的，当我们遇到不如意和挫折时，特别是遇到该提拔没有提拔的时候怎么办呢？毛泽东的态度可以给我们一个启迪，把它当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和锻炼，这个时候就提醒自己，锻炼自己的时候到了。古人说“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要自我安慰，要重整旗鼓，不能消沉。

左倾错误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本来当时的红军掌握的武装已经到了30万人，但是在敌人的进攻下最后却不得不在1934年10月进行长征。在长征初期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本来长征时候有八万多人，但渡过湘江以后只剩下了三万人，这样就使红军面临着一种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在遵义召开了会议，传统的说法就是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地位，确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说法都不太确切，科学的说法是遵义会议开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因为遵义会议关于人事的调整是这样的：由张闻天负总责，代替博古任总书记；周恩来被定为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只是增选为常委，被定为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是被定为周恩来的助手。我们常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实际上也不完全如此，比如遵义会议以后换毛泽东指挥了，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反而是失败了，由于他指挥土城战斗的失利，造成了下一次战斗的打鼓新场之争，党内和军内就是否攻打打鼓新场产生严重的争论，开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主张打，那时毛泽东的地位很不巩固，大家嘲笑他是不是被土城战斗吓坏了、不敢打了。最后大家说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看到这样一个局面毛泽东非常生气，拍案而起说你们表决吧，我不干了。在关键的时候、危机的时候毛泽东表现出一种真理在少数人手中的勇气。当时大家说你不干就不干，离了你就不行了吗？所以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打的决议，并且通过表决罢免了毛泽东刚担任不到十天的第一司令部总政委的职务。这是毛泽东也没想到的结果，但是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到了晚上提着马灯走了几十里泥泞的山路，跑到周恩来的住处再次向周恩来申说自己不打的理由，最终说服了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当天夜里周恩来收到了四路援军向地方进军的一些情报，再次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毛泽东威信又恢复了。

此后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成立新的军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恩来为主。不过在此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实际上是由毛泽东来指挥，由此开始了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在这个地方来回过了四次，这就叫不按常规出牌，所以把敌人弄乱了，以后又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大踏步跨过了金沙江，到达会理进行修整。正在毛泽东得意的时候，党内、军中又弥漫了对他的严重不满情绪。在毛泽东看来的得意之笔，很多人认为就是败笔，为此中央在会理召开会议，对这些不满进行批评、安抚，这时候中央周恩来、张闻天还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这次会议再次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以后继续北进，通过了彝族地区，飞夺泸定桥，到达了四川毛贡，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实行了会师，这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事儿。但是高兴之后又一场危险降到了毛泽东头上，张国焘就想方设法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当时很警觉，说我们有三万，实际上就两万多一点。张国焘说我们有八万，在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张国焘的心理不平衡了，就采取了两个举措，一是提出就地发展，试图改变当时方针路线，不再北进了；再一个提出要改革中央领导机构，提出他的红四方面军的九名干部要进入政治局，当时政治局总共才八人，他提出九人来。面对张国焘的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中央也不能等闲视之，开会研究最后决定把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同时同意陈昌浩、徐向前进入中央，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这样两军相安无事，混合编队继续北进。当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到达巴西地区的时候，这时候左路军张国焘又变卦了，他给北进的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发了一个密电，密电内容现在不是很清楚，1937年毛泽东在会上引用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最初是叶剑英先拿到，叶剑英看到密电内容大吃一惊，快跑去告诉了毛泽东。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决策下迅速连夜北上，离开了红四方面军的掌控范围。张国焘大为生气，骂中央是逃跑、是分裂，于是在卓木碉另行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在12月的时候还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电报试图分裂党。不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回来了，他站在中央一边反对张国焘分裂，同时张国焘在南方南进的发展受挫，最后取消了另行成立的委员会，粉碎了他的分裂图谋。在与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得到进一步巩固，八月张闻天在沙窝主持常委会进行新的分工，由毛泽东代替周恩来作为常委直接负责分管军事，这时候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已经三天昏迷不醒了，军中又不能一日无主，所以决定毛泽东来直接负责军事。十一月中央又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并兼任红一方面军政委职务，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才真正从军事方面担任最高领导人，此时遵义会议已经过去七八个月了。

党自身的发展

长征结束到了陕北以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遵义会议纠正了党的军事方面的左倾错误，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又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是思想上的问题一直没来得及清理，比如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从本本教条出发，还是从共产国际出发，还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党内仍然有受教条主义影响的时候，思想仍然存在主观主义、经验主义。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国，王明不但是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是东方部的部长，亚洲一些共产党的事务也归他管，毛泽东对他的到来显然不能等闲视之。王明回来之后就是老大，党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他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做了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就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的口号，这个口号从表面看也没有错误，但是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不占主导地位，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于是一切经过国民党，这样一个口号显然会束缚共产党自己的发展。不过由于王明的共产国际背景，与会人员纷纷倒向王明，包括周恩来都说王明同志讲得好，并承认我们以前的做法有狭隘的地方，即使毛泽东在当时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但是在会议上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是坚持的，所以后来他说这次会议上我是孤立的，因为大家完全赞成王明的说法，只有毛泽东持保留意见。会后中央就决定成立长江局，由王明任书记，负责国共抗日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就是跟国民党合作抗日，所以这个长江局实际上担负着党的中心工作，他的地位是非常之高的。而王明在长江局更是以老大自居，经常以中央名义直接发表对外言论，经常直接对延安发表命令，还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由是篇幅太长，这当然是借口，因为篇幅太长是可以连载的。特别离谱的是一度不承认延安中央的合法性，这显然是王明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行挑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很多领导人渐渐意识到王明的做法并不符合党的利益，由此发生了态度上的变化，有些人开始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政策对。这种形势下中央就派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去汇报情况，谈到了王明和毛泽东的关系，当共产国际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态度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决定放弃王明改而支持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为什么会放弃王明呢？一个原因是这时候共产国际发现王明只是在上面指手划脚，他下面没有根，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就像毛泽东讽刺的那样“头重脚轻，根基浅”；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王明原来的后台、他的老师、参与共产国际领导的米夫在苏联肃反中被枪毙了。为什么会支持毛泽东呢？实际上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也是非常关注的，比如在真理报上称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评价是相当高的，正因为如此，当得知王明挑战毛泽东领袖地位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并令王稼祥立刻回国传达这一决定，王稼祥就带着共产国际的口信于1938年9月到达了延安。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共产国际对文件传达或者是决定传达都没有书面的材料，都是让回国的代表一条一条记下来，牢记在心，然后回国内去传达，因为当时路途遥远，中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文件被敌人发现了就不得了，所以当时只是口头传达。王稼祥到达延安以后，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来听取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对这次全会毛泽东后来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个是遵义会议，一个是六届六中全会，并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我们教科书上往往强调遵义会议在生死关头扭转了党、挽救了党，实际上在毛泽东看来六届六中全会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因为这次全会使王明的领导在组织上得以终结，使毛泽东的领导在组织上得以确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以后，在与会人中间立刻造成了震动，大家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新指示、拥护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这时候王明也不得不表态说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在毛泽东的周围。我们知道，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还是一种上级和下级的服从关系，党的领袖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在党内是不被承认的、是不合法的。

那么成了党的领袖了如何来治党呢？用什么理论来领导党、领导革命，继续向前呢？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的领袖和理论家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党的领袖没有自己的理论，显然他的权威要打折扣，这个问题一直可以沿用到我们现在，为什么每个领导人都要提到自己的理论呢？一是需要，再就是这样一个传统。这以后毛泽东开始了艰苦的理论著述，创立自己的理论，当时毛泽东进行这样的理论著述是非常艰苦的，在窑洞里的煤油灯下，一夜下来两眼乌黑，但是有一个好帮手江青，毛泽东写了作品之后就由江青再誊写一遍，毛泽东后来对他女儿李娜说你妈妈写的字比我写的好。这一时期毛泽东写了一些光辉的著作，这些著作的发表就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产生。毛泽东为了反对教条主义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著作就是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要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理论成果来武装全党，要用这样一个理论统一全党，首先要清除原来不好的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发了整风的号令，要打倒两个主义，但是把人留下来，就是整风是整思想不整人。你思想变了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领导该怎么当怎么当。那么整什么思想呢，什么两个主义呢？当时有个典型的体现就是博古说的“凡是马克思讲的话都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比较照办。”1949年之前也有“两个凡是”，整风就是针对这样一种教条主义发动的。毛泽东当时决心非常大，他说延安实际上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要搞的哇哇叫，打得稀烂也要搞整风。张家和王家也是有所指的，王家很容易想到是指王明，张家是指张闻天。王明开始还没有反对，张闻天是反对的，所以毛泽东对他这时候态度有所变化。这时候毛泽东掌握主动权了，他想到在江西受的那些委屈、想到党受到的严重损失就非常气愤，所以就写了很多批评这些教条主义的著作，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可以说愤怒之情跃然于纸上，原来江西时期的领导人都成了整风的对象，原来受批评的人这时候成了整风的主动者，比如说原来跟毛泽东一起受打击的刘少奇、邓小平。

我们近些年来搞的一些学习活动，如三讲、三个代表先进性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等教育活动还有延安整风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着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延安整风结果是通过一个历史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做了结论。延安整风在整思想的同时也伴随着组织的调整，首先在地方规定有党的委员会、党的书记，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地方调整完了以后中央也做了一个调整，主要是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一个规定，政治局方面由毛泽东任主席，书记处也由毛泽东任主席，在日常工作中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可以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才在组织程序上完成了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程序，真正成为全党的名副其实的最高领导人，成为党的领袖。因为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提出把总书记让给毛泽东，但是毛泽东说先等一等，就是说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在组织程序上没有完成。不过六中全会有一个表现，就是原来政治局是在张闻天的窑洞召开，六中全会以后改为毛泽东住处，同时张闻天把两个象征党的最高权利的文件箱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的职务从六中全会已经开始施行了，但是真正的组织程序是在1943年完成的，之后党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全党的一致拥护和认可。

中共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

整风胜利以后很快就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虽然出现了一段和平民主的希望和曙光，但是很快国民党方面发动了内战，我们叫解放战争。这一段时间大家了解得比较多，我这里只说明一个，当时毛泽东判断这场战争至少要打五年的时间，但是没想到三年就取胜了，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讲一个济南战役。济南战役是战略上的一个序幕，但对战略影响非常大。这次战役由于王耀武手下的一些将领在地下工作者的策动下起义，阵前倒戈，所以很快取得胜利。起义发生以后王耀武很生气，这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年就消灭光了，他生气地说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年也抓不完啊，说明当时地下工作者的威力很大。

我们党用了3年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用了28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为什么这么快能取得胜利？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有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三大法宝。毛泽东吃透了这三点就等于正确领导了全部革命。

武装斗争是党实现目标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党最初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做群众工作、做动员工人的工作会走向武装斗争。毛泽东本人也是这样的，他说我只是想当一个小学老师，哪想到要打仗呢？直到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填表的时候，在终身从事事业一栏填的仍然是教育事业。为什么要打仗呢？这是国民党蒋介石逼的，1927年以后国民党如果不是采取武力的办法对付共产党，而是通过谈判、让人民选择，共产党肯定不会走向武装革命的道路。对此毛泽东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蒋介石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

党的建设是党的生命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建党，因为中共党员大部分是农民，直到1956年农民党员还占67%；二是军队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这一点很关键；三是建立了一元化的领导体系，自上而下，这是党的战斗性威力的表现。我们经常说错误很严重，明知道是错误的还要执行，这恰恰是党的威力的体现。这样一个领导体制好的时候可以无比的好，但是出问题的时候造成的后果也极其严重，是一把双刃剑。在毛泽东看来，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意志的武装集团，除此之外军队没有自己的利益，这样就避免了军队的军阀性。我们可以与国民党做一个对比，国民党那里权利序列是军政党，在国民党中最有权的就是军事首长，比如各地的军事负责人，其次是政府，然后是党，最没有权利的就是党部，只有一些宣传方面的工作，只有建议权。我们共产党不一样，各地的党的书记是最高的领导者，当时在各抗日根据地决定成立三个人的党的委员会，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军事的，但是以负责党务的为书记，其他两个都要听从第一把手的。权利高度集中保持了党的政策的有效贯彻执行，当然为后来出问题也埋下了伏笔。

统一战线是党最重要的策略，当时党运用统一战线是炉火纯青的。比如说为了动员和联合工商业者，毛泽东在1945年的时候非常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发展那是空想，还说拿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代替帝国主义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以让资本主义大发展有益无害。为此，他后来还提出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这里大家可能想这和我们今天搞的是不是很相似？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又回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有的人还提出要把新民主主义写入宪法，公开声明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这是我们党中央、理论界所不认可的，因为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建国三十年白干了，搞了三十年又回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那里去了。我们党毕竟是有智慧的，最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这是在经济上的统战，当时主要是从统战的角度做的，我们现在是从战略上、从向更美好社会发展的阶段上来做的。

在政治上的统战更大胆，这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说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要领着魔鬼走。毛泽东也说过要利用敌人阵营里一切缺口。隐蔽战线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如郭汝瑰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的厅长，一般国民党最高作战计划都是由他来完成，他完成的作战计划一份送给蒋介石，一份就送给了毛泽东。国民党一些将领也感觉到这个问题，杜聿明指着郭汝瑰的鼻子骂，说你这个郭小鬼一定是共谍，发的命令净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打。有一次他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郭一定是共匪的特务，蒋介石很惊讶，说有何根据？他说这个郭小鬼一不贪财二不好色，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我已经够清廉了，他比我还清廉。但是蒋介石仍然对郭深信不疑，但是郭汝瑰害怕，为了自保他就检举他下面作战处的处长刘斐是共谍，意思是说作战计划是他泄露出去的。但是没想到郭刘在政协会上重逢，才知道刘斐是真正的共谍。由此也看出，我们党的隐蔽战线的工作比《潜伏》中更惊险。另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员沈安娜就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最高会议结束以后她整理一份就送出来了。还有我们都说蒋介石跟青红帮有联系，实际上我们早年共产党人也和青红帮有联系，因为青红帮是民间组织，当时在上海要站住脚不和这些人发生关系是很困难的，只是后来在国共两党之间发生矛盾的候，杜月笙看到国民党要胜利倒向了国民党，背叛了共产党，当时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袖汪寿华就死在杜月笙家里。不过到1949年前夕他看到共产党要胜利了，又想变过来放弃国民党转向共产党，当时陈毅去上海的时候也给他发了信，希望他只要不与政府对抗就可以留下来，合法的事业可以继续干。但是他有点不放心就逃到香港观望台湾和大陆，拿不定主意就分别给毛泽东和蒋介石写了一封效忠信，没想到管家寄信的时候把信封装错了，弄得里外不是人。这绝对不是说我们党善于搞阴谋诡计，周恩来在领导隐蔽战线时曾经明确说，我们要靠正确的政治方向来吸引人，绝不靠美色、金钱利诱人。如果不是出于信仰，很难想象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关键是党的信仰吸引了这样一大批人。统一战线的实质在于为自己目标奋斗的时候懂得联合谁、怎样联合。

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改革。因为我们党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动员农民进行简单的说服显然是没有用的，必须给实际利益，农民最需要的就是土地。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说如果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毛泽东也说过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共产党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所以我们现在把民生建设作为党的重要工作，这一点应该是非常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式民主政权。当时党反对国民党的一个理由就是说国民党独裁，那么你反对别人独裁你自己就要拿出民主的样子来。那么当时怎样进行民主建设的？首先是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党员在政权中只占三分之一的份额。其次是大力发扬民主的作风。黄炎培在延安的时候跟毛泽东有一个对话，大意是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国家，开始的时候都朝气蓬勃、兴旺发达，但是慢慢就走向反面，进入衰亡了，总之是没有能跳出周期律的，由此来问毛泽东中共诸君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周期律，就是说共产党现在朝气蓬勃，以后是不是也会像国民党现在这样呢？毛泽东说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当年是怎样实行民主的呢？一个表现就是发扬民主的作风不怕挨骂。1941年6月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县长联席会议，会议期间突然狂风暴雨，一个响雷霹死了一个县长，这一下有一个农民到处乱说，说老天爷真不长眼，怎么把县长霹死了，不霹死毛泽东呢。保卫部门很快把这个农民抓起来当做现行反革命处理，毛泽东从警卫员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很快下令先放了这个农民，然后了解情况为什么人家骂我们呢。最后发现是公粮征多了，由此下令减轻陕甘宁边区的公粮征购，而且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老百姓可以骂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是党的活菩萨。”也就是说作为政府、党的工作人员，老百姓不可能事事都满意，我们要经得住挨骂，骂一下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不要在意他们骂，这个骂恰恰是我们作为领导应该经受得住的一个外在冲击。当然当年不仅仅是发扬民主那么简单，还要民主政治选举，因为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当年是怎么选举的呢？由于大家不识字，一种做法就是在每人面前放一个碗，投谁就在谁的碗里放一颗豆子，谁得的豆子多谁就当选了。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每个人后面放一张白纸，选谁就用烟头在谁的白纸上烧个小孔。外国记者看到了我们的选举方式，高度赞扬说比英美的选举还要进步，说在延安是只见公仆不见官，说这是东方魔力，跟现在说中国模式一样。但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也赞扬过西方的民主，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这在当时产生了一些有益效果，有一些在华外交官向美国政府建议放弃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确实也有这样一种想法，1950年的时候这个想法还存在，就是试图和共产党发生友好关系。

第四个原因是对立面国民党太腐败无能。一是在战争初期蒋介石非常狂妄，1947年2月时他说一年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还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骄兵必败充分体现在蒋介石身上，光看到有利条件，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利条件，而且他的指挥系统就有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方式策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蒋介石是以尽可能占领地盘为目的。二是蒋介石本人度量比较小，不信任部下。比如说总统就职的时候，事前李宗仁给他打电话问明天穿什么衣服，蒋介石说穿军装戎服，第二天他就一身中式服装上台了，这样就造成李宗仁一身军装站在他后面就像他的一个护卫一样。所以说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蒋先生以一国元首之尊，在这种小地方都不能放宽，其为人如何可以想见。共产党的领袖是相互称赞、团结一致，所以说团结就是胜利，团结也是GDP，哪个地方领导闹矛盾哪个地方发展不起来。三是国民党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不得民心，给人们带来严重的税赋负担，更荒唐的是施行预征制度，就是按当时的法律收的不够用了就预征，有的预征到了2117年，这样一个政府能不完蛋吗？抗战胜利以后原来沦陷区有一个民谣讽刺国民党，说“想老蒋，盼老蒋，老蒋来了米面涨”。当时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一大堆货币也买不了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地方发行了一张六十亿元的面钞，由此造成人民民不聊生，在国统区造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运动，民心向背发生了变化。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党开始了反攻。季羡林说过“对共产党不那么了解，对共产主义不那么向往，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很多人都是有这样一种心态转向了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好不好不知道，但国民党坏是知道的，反正不能给国民党干了。所以说党要是在人民心中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威望以后就完了。蒋介石后来也反省了，说本来很好的环境具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一到我们手里就毫无办法了。他甚至在一次讲演中声色俱厉地说：“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国民党是蒋介石自己葬送的，他在离开大陆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了，而是被我们国民党自己打败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胜利。

回想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可以说是为信仰而奋斗的九十年，也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九十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就是和人民密切联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党的宗旨，这一点是我们党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