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楼市问题比美国更严重？

编者按：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近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中国住房市场的问题比金融危机前的美国更为严重（采访视频）。他的观点引发国内外媒体和业界人士的热议。北京高策房地产顾问机构董事长李国平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与李稻葵教授商榷。我们认为此文代表了中国房地产业界的一种声音，对围绕中国楼市现状及政策的讨论，是有益的补充。

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稻葵前一段时间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很严峻”，而且他还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危机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比较，他的观点是中国的房地产问题比当时（也就是后来引发全球危机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更根本，也更严重”。

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泡沫，这是大多数人（包括地产业内人士）的共识，只是对于泡沫的严重程度，各有各的判断，不尽相同，而李稻葵的观点无疑最具“爆炸性”。不仅是因为这个观点实在出乎大多数人原先的认识判断，还由于李稻葵教授同时担任着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参与着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决策过程，因此他的言论也就格外引起媒体及读者的关注。

“快乐”的美国有房族和“焦虑”的中国年轻人可比吗？

我乍一读到这个“惊人的观点”，虽然也十分疑惑，但想到李稻葵教授是从哈佛拿了博士回来的金融学者，更了解美国社会经济的情况，加上他深厚的经济学术功底，一定是对于中美房地产问题的比较，能够解读出非我们常人所能领略的含义。

可是，作为“经济学家”的李稻葵教授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基本上却是“非经济的”：他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当时在房价上涨的时候，人们都是很“快乐的”，因为“人们可以因房产升值而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从而进行更多的消费”，而中国房价的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痛苦而不是快乐”，因为“中国许多家庭，尤其是年轻人还不拥有房产”，所以“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变得非常焦虑”，他不仅认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还进一步认为“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引爆点”——这就是他认为中国房地产问题比美国、英国、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问题更严重的理由。

在了解李稻葵教授对于这一观点的完整论述后，起码我是反而变得更加疑惑了。首先，不太理解为什么李稻葵教授要将“拥有房产”的美国人的“快乐”与“不拥有房产”的中国年轻人的“焦虑”进行比较，因为这完全属于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人群，他们的情绪反差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比较结果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其次，如果真要比较，有可比性的应该是中国同样已经“拥有房产”的人群，而且在中国的城镇当中他们并不属于少数。按照最新的官方统计，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已经超过了70%的家庭拥有了房产，他们肯定不会因为房价上涨而“焦虑”。

然而，有意义的比较结果是他们倒也的确不如美国当时“拥有房产”的人们那么“快乐”，因为中国的房贷政策从来就没有“次级贷款”，人们基本上也很难运用“二次按揭”的手段将物业升值转化为即时消费。而美国当时的情况是根本没有能力买房的人群也因为“次贷”政策而“快乐”地拥有了房产，又在房价上涨过程之中由金融机构提供的“再按揭”服务而“快乐”地挥霍、消费泡沫的成果。那么，我想请教作为“知名”金融研究领域方面专家的李稻葵教授，难道不正是当时美国拥有房产人群的这种“快乐”才将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都拖入了金融危机的泥潭吗？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拥有房产的人群没有那么“快乐”的状况，难道不正说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对整体经济以及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远比当时的美国要小，我们的问题远没那么“严重和根本”吗？何以又会推导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焦虑”情绪不应进一步渲染强化

也许李稻葵教授认为面对房价上涨，没有能力拥有房产的年轻人的这种“焦虑”，就已经足以说明我们房地产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既然是比较，是否应该比较一下美国年轻人拥有房产的能力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比较之后我们会发现，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人均GDP比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要高出许多倍的美国，城镇家庭，尤其是年轻人拥有房产的比例并不比我们高，而社会却远没有中国社会那么多的“焦虑”。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国家的年轻人有没有能力拥有房产，为什么就成了令人“焦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呢？

年轻人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的“焦虑”和不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不太认同任志强“买不起房就回老家”这种简单、粗暴的态度，即使话中有一定的道理，也只会激化对立的情绪；可是我更不认同李稻葵教授以所谓的“同理心”去认可、渲染，甚至夸大化年轻人的这种“焦虑”情绪，因为这样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只会适得其反！老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日前表示“即使现在的房价降50%年轻人照样买不起房”，你不得不承认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

李稻葵教授生在60年代，而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在中国城镇属于“有房阶层”，其中部分还是被许多年轻人“仇视”的“拥有多套房”的。然而，60后也好，70后也好，也都经历了从年轻到不年轻，从无房到有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毕业大家都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有些还没有），结婚了才分一套很小的福利房（许多都还分不到），以后才经历“房改”；从企事业单位“下海”的都是辗转租房，三十多岁事业初成才能买上一套小户型的商品房，四十多岁有积累了才换大房子“改善”，其中比较成功的会再买多套“投资”或留给90后的孩子……这一代人目前正是“上有老，下有小”，其中大部分人倾其半生所得以及未来收入注入所拥有的房产，并将孩子的教育费用、自己和父母随时可能发生的额外医疗支出及未来不可预知的养老的需要都寄望其中……这就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十几年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房产拥有者的社会结构和年龄层次。李稻葵先生似乎更应该帮助年轻人理清人生奋斗的路径，以及清晰目前年龄段事业、生活的正确定位，而不是跟着“起哄”，强化年轻人不切合实际的“焦虑”与不满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