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是如何升级的?"（3）

张五常在2003年初被美国法庭以偷税罪判刑，并且没收全部财产，他宣扬20年科斯产权理论，在中国已经变成为权力瓜分理论和政策策划，突然面临灭顶之灾，是“瓜分派”的主将某人积极活动找某“大人物”力保，才渡过这次危机。历史真相还会进一步继续被揭露。

事情就这样拖延了2年， 瓜分国企大大升级了，而且是静悄悄的，成系统策划的，也难怪事情被郎咸平突然捅破，瓜分派有些气急败坏。 我们帮助郎咸平打破封锁却是偶然的，多少有些天意，天意就是民意，民意，不是民粹，是老百姓的意志，中国古代叫做“天道”，理论上高于天子的。这是中国人老祖宗的信仰，不知中国的精英们知道否？

8．28．会议既然顺利召开，为避免舆论一边倒，我最后作了一个中性的发言：

第一，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话语霸权，创造平等自由的对话平台，这比压倒对方观点更加重要，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

第二，针对上海〈外滩画报〉记者挑衅性的提问（他问：郎咸平是不是和新左派合流了），我否认自己是新左派，并且指出，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论，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为了打击不同意见制造的概念，是一顶政治帽子，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准确地概括中国的真问题。真问题是经济学领域“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这个概括在这次大辩论中成为流行话语，“经济学主流派”及其瓜分纲领成为过街老鼠，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划分，因为不能概括争论双方自然被抛弃----这才是历史与实践对理论概念的最终选择作用。

第三，我肯定国有企业需要改革，但不能被当权者瓜分，我建议暂停MBO，把国企出路定位为“国家战略产业”，以超越左右翼。我随后的文章《国有企业改革要超越左右翼》，当时被上海《国资杂志》部分发表，在9月15日被《社会科学报》和深圳《开放导报》发表，并收入许多文集。超越左右翼是我1994年提出的， 10年以后被实践验证其价值。

二． 8．28 会议的意义与作用

8．28．会议的顺利召开， 第一个重大历史作用，就是打破了经济学主流派的封锁，把学术争论通过网络扩大到全社会，形成全民自由讨论公共政策的高潮，影响了政府决策。

瓜分派对此懊恼不已，他们马上召开一个“传媒的社会责任研讨会”，向媒体施加压力，要他们管好自己的记者。他们甚至向政府呼吁控制网络民意。 事后他们总结教训时，把这一个月的讨论归纳为：学术界新左派利用网络煽动“民粹主义”，形成了互动，搅乱了思想，干扰了改革大方向。改革出现了危机，因此需要把2005年定为“改革年”，并恢复综合性的体改研究机构。他们懊恼之极，说明了8。28 会议的价值。

8．28 会议的第二个意义，是迅速打乱了经济学主流派的阵脚， 使其中的“瓜分派”暴露出来。

中国庞大的主流派经济学家队伍，奉“瓜分派”为代表人物。 面对郎咸平的挑战他们不约而同地以集体沉默加以封锁，但8。28会议打破了沉默。赵晓，张文魁，王忠明，陈志武等已不能控制局面，许多老资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均不出马，如历以宁，萧灼基，茅予轼，张曙光等。中年的如魏杰，刘伟，钟朋荣，石小敏等也不出马。樊纲曾多次批评国有企业占有70% 金融资源，但只生产30%的国民生产总值，鼓吹私有化，这次却表示：得罪老百姓的事谁干呀。

林毅夫以“先解决社会保障再改革”的表态推托了，他曾与张维迎辩论，认为产权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吴敬链既坚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又表示“国企改革不能停”，这是针对我的。在目前形势下，不先暂停下来就无法制止权力瓜分。二人均提出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基金以保持中间态度。

此时，“瓜分派”两位中年主将不得不亲自出马。

8。28。当天晚上张维迎就在深圳回应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以后又说：传媒要负社会责任，真正的学者要敢于对抗大众，我不和无耻的人辩论等等。两天以后，幕后主将周其仁出马，已按耐不住对郎咸平的怒火，一反平时温文而雅，大骂郎咸平，比起1989年京丰宾馆改革大会上的风采，这次是败走麦城，不仅在理论上没有打赢，而且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主将出马过早，没有留预备队，这是兵家大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出马就败落，问题出在网络民意的强大对抗，挫伤了他们的锐气。他们平时只在富人俱乐部中出入，极大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再不是莫干山时代的“中青年”了。他们不习惯“民粹主义”的话语环境，面对网络民意没有经验，很快就发生对抗，这是最大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