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潜伏在国民党内十年的中共特别支部（3）

巧“进谏”，团结张发奎抗战

在中共“特支”党员的不懈引导和争取下，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的信心日趋坚定，他亲自率部顽强地抵抗日寇，取得了很大的的战绩，也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然打出了乞降的旗帜。张发奎立即召见左洪涛，指示左洪涛以长官部的名义，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声讨汪精卫的罪行。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并恬不知耻地发表《还都宣言》。张发奎义愤填膺，大骂汪精卫“是卖国贼、汉奸”，并让左洪涛、何家槐撰写了一篇声讨汪精卫罪行的檄文，以他的名义在《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彻底撕毁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皖南事变。7000名新四军喋血茂林。在左洪涛的规劝下，张发奎顶住来自国民党顽固派的强大压力，始终保持中立态度，成为国民党12个战区中，唯一没有发表所谓“声讨”新四军之类的反共通电的司令长官。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越南与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抗击日寇侵略的共同目标，如果真的将胡志明主席软禁，不但会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而且对团结抗日极为不利。左洪涛得知蒋介石的密令后，决定与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廑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共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这样，不但加深了中越两国的友谊，而且促进了中越人民联合抗日，推动了越南人民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

斗智勇，保护民主力量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是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坚强的、富有战斗力的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广东省三青团在中统特务高信等人把持下，对“抗先”虎视眈眈，常唆使流氓地痞进行破坏，企图一口吞噬“抗先”。1939年初，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率部进驻广东韶关。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等人在得到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的指示后，一连数日多次向张发奎力陈“抗先”的作用和保存“抗先”的好处，要求张发奎维护和支持“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张发奎反复分析广东全省的抗战形势后，决定以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颁赠队旗给“抗先”，并亲笔批示，由左洪涛代表他前往“抗先”总部授旗和讲话。这样，高信之流只得悻悻收手。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中共特别支部左洪涛等人要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退，交通工具全被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桂柳公路上人车拥挤不堪。在那种情况下，可以说一张车票能救一条人命。接到指示后，左洪涛召集“中共特支”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的亲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几个人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等单位，购来了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地转移到了后方。

1945年8月中旬，张发奎调任广州行营主任兼接收委员会主任。左洪涛任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不几天接收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兼参谋处长的中统特务李汉冲，仗着有中统撑腰，以张发奎的名义查封了我党主办的进步报纸《晨报》。查封的人前脚一离开，报社社长梁若尘、总编辑邬维梓等人后脚就来找左洪涛，左洪涛急忙上楼向张发奎报告。听说李汉冲盗用自己的名义查封《晨报》，张发奎火冒三丈，站在楼道上大声斥责道：“怎么如此狂妄，简直是目中无人。”张发奎指令左洪涛亲自过去启封，并将印刷器材转移到另外的地方去。于是，左洪涛调用数辆军用卡车，当晚就将报社里的重要器材，转运到了香港《华商报》社。

1946年夏，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向共产党举起血腥的屠刀，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广州上空乌云密布。中共特别支部根据周恩来从上海发来的“相机撤退”的指示，再一次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保存革命力量的大撤退，先后帮助10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撤到了后方。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长叶挺夫人李秀文、何香凝和抗战演剧五队、七队队员。新中国剧院100余人到柳州后，给养、住房等无法解决。左洪涛说服张发奎将剧院改为长官部直属剧团，一切由部队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