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潜伏在国民党内十年的中共特别支部（4）

送情报，确保抗战骨干北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张发奎在蒋介石的操纵下，不承认广东有共产党的部队，拒绝谈判，并断绝中共代表方与外界的联系，使中共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与特务周旋，李汉冲撤换了左洪涛所安排的接待人员，抽调大批特务，对中共代表加以严密监视。“重庆军事代表团”甫抵广州，他们就准备先后实施翻车、破坏我方电台、偷窃我方密码等阴谋。时任张发奎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左洪涛和中共特支成员在获取敌人的破坏行动情报后，调动我党隐蔽的革命力量，部署了周密的反破坏计划，处处小心，防患于未然。

为了防止敌人制造翻车事故，左洪涛提醒我方代表，要想方设法与美方或国民党代表同乘一辆车，绝不单独乘车外出。这样迫使敌人无从下手。左洪涛伺机问张发奎：“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警卫、交通等，副官处要不要管?”张答：“当然要管!而且你要亲自过问。”左取得张的“尚方宝剑”，名正言顺地出入三人小组招待所，方方到达的第三天，左洪涛与一位副官到沙面三人小组招待所。左一进别墅，就对副官说：“你去吩咐厨房弄几个好菜招待他们。”等支开副官后，他便马上到方方住所，一面同方方握手作自我介绍，一面就将一张纸条递给了方方，告知他招待所里里外外的人都是特务化妆的，要注意防范。方方通过左洪涛与中共广东省委联系，为中共方提供谈判依据，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承认中共武装力量在广东的存在，并签订《北撤协定》。我东江纵队2400余人集结大鹏半岛，准备乘美国派来的3艘登陆艇到山东烟台去。谁知登陆艇开到外海后却迟迟不进来。

原来是蒋介石密令张发奎“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敌参谋处的“内线”杨应彬截获了这一密令后马上告知左洪涛。军情急如火，正当左洪涛准备再次去和方方接头的时候，方方所在的军调第八小组已经离开了广州，而国民党在广东的军队也已经开始对东江纵队的一些支队发动袭击。1946年6月，东江纵队江北支队遭到国民党袭击，伤亡数十人。随后，东江纵队短枪队在粤北又遭到突袭，队长刘黑仔和指导员苏光牺牲。而在大鹏半岛集结的2500人中除了东江纵队的战士，还有不少家属，一旦国民党发动袭击，后果不堪设想。看来，通过方方送出情报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就在这十万火急的时候，有人告诉左洪涛，香港《华商报》的总经理萨空了正在广州出差。左洪涛突然想到，通过萨空了，也许可以把情报送出去。那么，这个萨空了究竟是什么人呢？香港《华商报》创刊于1941年，抗战爆发后停刊。1945年底，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杨奇赴香港筹备《华商报》的复刊工作，1946年《华商报》复刊。《华商报》完全是由中共领导的报纸，只要左洪涛把情报交给萨空了，最后就一定能送到东江纵队。左洪涛不顾一切地找到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南方局和党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及时向执行小组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动员香港各大进步报刊公开揭露和谴责蒋介石的阴谋。同时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做好战斗准备，并将三人小组中的美国与国民党方代表扣留于东江纵队司令部，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也由于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集结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

待时机，秘密撤退胜利归队

“皖南事变”之后，特支成员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为了帮助党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保守党的机密，特支向党员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说明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应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有一次，国民党特别党部书记长梁华盛，突然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作了一通反动的煽动之后，便恐吓说：“如果在这里发现共产党，我就把他拉出去枪毙，来个先斩后奏”，又说：“我现在看看你们大家的脸色，谁听了我的话，脸色变的就是共产党”。但是，特支年青的共产党员们，个个都泰然置之，当时和会后都没有露出半点破绽，经受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玩弄的心理战考验。抗战胜利之后，杨应彬和其他秘密潜伏的特支成员，随张发奎一起来到了广州。这时候，国共关系越来越紧张，长期潜伏在张发奎周围的特支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部分特支成员先后撤离广州。就在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时候，杨应彬不但没有撤离，反而开始加紧筹备和女友郑黎亚的婚礼，因为党组织要求他们，不要马马虎虎偷偷地结婚了，要像国民党一样的来一个婚礼以麻痹敌人。在举办婚礼之前，杨应彬和郑黎亚特意去征求张发奎的意见，没想到张发奎却问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他问：“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是共产党或者不是共产党都可以结婚，就怕你们一个是共产党，另一个不是共产党，将来一个做鳏夫，或者一个做寡妇”。杨郑立即回答：“我们都不是。”张发奎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婚礼如期举行，不仅广州行营司令部的官员出席了婚礼，连张发奎也亲自到场祝贺发表了动情的讲话。张发奎的出席打消了一些人对杨应彬和郑黎亚身份的怀疑，而这正是特别支部安排他们举办这场婚礼的目的。但是，杨应彬仍然要小心谨慎，不能有任何松懈。他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将张发奎袭击东江纵队情报交给左洪涛。

东江纵队顺利北撤之后，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全面内战爆发在即。军统特务开始对潜伏的共产党员进行疯狂搜捕，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又有一部分特支成员开始撤离广州行营。1946年秋天，左洪涛也离开了张发奎的司令部，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任中共香港工委党派组总负责人。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从此，他从隐蔽战线转到直接指挥战斗，参与指挥东江南岸武装斗争、解放老隆战役。整个特别支部就只剩下杨应彬和郑黎亚两人。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也决定从广州撤离。考虑到一旦走漏风声，就会有被捕的危险，杨应彬决定以向张发奎请假的方式秘密离开。杨应彬对张发奎说：“我十几年没有回家了，我就回家一趟。”张发奎批准了杨应彬的假期。向张发奎告别之后，杨应彬和郑黎亚就去到香港，但是杨应彬和郑黎亚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广州行营。至此，从1937年开始成立的战地服务队中的特别支部所有的成员全部撤出，杨应彬和郑黎亚也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潜伏生涯。

“特支”成立时有10名党员，加上后来新发展的11人和从中央长江局调入的1人，一共22名党员的组织关系自始至终都由直接掌握。直到1947年8月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最后撤离，“特支”在张发奎所部坚持斗争将近10年之久。期间除一人病逝外,其余21人全部安全撤出。中共特别支部潜伏敌营十年，搜集了大量秘密情报，而十年中，却没有一名成员暴露身份，特别支部也一直没有遭到破坏，这真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斗争史上的一个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