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着当民国总统的并非袁世凯

核心提示：在之后的数日内，孙中山连发五电，对五条要约反复修改，尽管伍廷芳等人一再劝导与反对，但孙中山仍于1月22日将其“要约”以通电的形式公诸报端，此举无异于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势同“最后之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遇，也令伍廷芳等谈判人员颜面全失。事后，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代表之职，而据莫理循私下透露，议和参赞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枝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中山。

孙中山 资料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一、各省代表会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黎元洪于11月7日向独立各省发出电报，提议组织“共同政府”；两日后，黎元洪再发通电，正式邀清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与此同时，江浙方面也在张謇等立宪派的策动下打算在上海成立一个“全国会议团”，以图将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中。11月13日，陈其美以沪军都督府的名义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通电，邀请各省都督派代表来上海组织临时政府。

11月15日，各省委派的“在沪名流”共计10省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正式开议，会议将本组织正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下称“各省代表会”）。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江浙方面并非有意要跟黎元洪唱对台戏，而是此期间芜湖至九江的电缆发生故障，他们当时并未收到武昌方面所发之电。在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诸省都督府则在获悉黎元洪电文后派出代表前往武昌。由此，革命阵营中便在无形中分出了上海与武昌两个“临时中心”。

电缆通讯修复后，黎元洪致电上海，称“大局初定，非组织临时政府，内政、外交均无主体，极为可危。武昌乃首义之地，中央政府设此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电文末尾，黎元洪还以湘、鄂、赣、粤、桂五省代表已经开议为由，催促在沪各省代表立刻赶赴武昌。

11月20日“各省代表会”放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计划而“认鄂军为民国中央军政府”，在保留原名义的前提下，“各省代表会”一分为二，多数代表前往武昌继续开议，而少数代表（15人）则留在上海作为非常时期的“通信机关”。

之后，江苏、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山东、安徽、直隶、河南、广西、四川11省及沪军都督府代表共23人先后到达武汉。只是，各省代表来到湖北时，此刻的首义之地，非但汉阳失守，就连革命始发站武昌也完全笼罩在北洋军的炮火之下，有随时被攻克的可能。

在汉口领事团的斡旋之下，袁世凯于11月30日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展开谈判。也就在当天，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因武昌不安全而不得不假会于此）召开第一次会议，为使黎元洪获得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经谈判后，双方达成第一个停战协议，即从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3天（后经五次顺延，辛亥战事也就告一段落）。

停战期间，各省代表主要议决了三件事：一是同意与清军暂时停战，接受袁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黎的代表进行和谈；二是通过了由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三人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三是议决“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会议进行之时，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占南京的消息传来，代表们随后又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代表在七日内齐集南京，届时有十省以上代表报到，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5日，“各省代表会”决议电请伍廷芳来鄂议和，并公举王正廷、胡瑛为副。次日，摄政王载沣退归藩邸，袁世凯随即发布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也提名伍廷芳为南方全权代表。12月11日，唐绍仪率议和团到达汉口，但由于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袁世凯命其“赴沪讨论”。3日后，唐绍仪率北方议和团乘坐“洞庭号”轮船顺流东下，一行人于17日抵达上海。

二、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

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团在上海大马路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首次会谈中，双方纠缠于停战问题而相互指责扯皮，一时无法进入正题，这令各国使团大为不满，英国公使朱尔典当晚即领衔英、日、德、美、法、俄六国公使联合致电双方代表团，促其尽快谈判，恢复和平。

在外人压力下，双方代表团在12月20日举行第二次会谈。这一次，唐绍仪突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伍廷芳当席表示：“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反驳称，目前的独立各省代表皆为革命都督所派，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与提议中的“国民会议”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等同。伍廷芳哂然一笑，称“国民会议”的召集方法、开会时间及地点一时难以确定，届时势必久议不决，今日之事，贵在从速解决，不然兵连祸结，和平无望。

第二次会谈结束后，唐绍仪向袁世凯电奏谈判结果并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召集临时国会以公决“君主、共和”之国体。袁世凯接电后上奏隆裕太后，其中称：“武昌事起，全国震动，祸机爆发，势成燎原。朝廷之德意屡宣，革党之气焰仍炽。汉口既下，海军继变；汉阳虽得，金陵复失。……彼之根据愈坚，我则应接不暇。重以库帑告罄，贷款无从，购械增兵，均为束手。……臣等接阅之下，忧心如焚。内察民情，外观大势，实逼处此，无可转圜。言和则词说已穷，言战则饷械两绌。即俯如唐绍仪国会公决之请，而用正当选举之法，……革命党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听从？……”

次日（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经商议后颁下懿旨：“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盖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将选举办法妥拟，协定实行，尅期召集国会。”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唐绍仪与伍廷芳继续举行第三、四次会议，其中对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争论颇激烈。伍廷芳表示会议地点不能在北京，唐绍仪则称袁世凯内阁不愿在上海。双方又提出了汉口、威海、烟台乃至香港等地点，但最后仍不能达成一致。不过，在12月30日的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对参加国民会议的各省代表人数、召集办法、会议程序及投票方法均达成协议，即：

1、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织，每一省为一处，内外蒙古合为一处，前后藏合为一处；

2、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若有某处到会代表不及三人者，仍有投三票之权；

3、开会之日，如各处到会之数有四分之三，即可开议；

4、各处代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电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民国政府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

12月31日，双方代表举行第五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唐绍仪在事后的电奏中明确记载：“伍代表提议国民会议在上海开会，日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即1912年1月8日），唐代表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换句话说，“国民会议”的召开地点与日期已大体确定。

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也可以说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设想。但是，在南北对峙的紧张形势下，这个理论上看起来尽善尽美、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提议，在实际操作中又会如何呢？此刻的历史时针，已经划向了1911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

三、“假定大元帅”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很多的偶然性因素，而这种偶然性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通常被称为“变数”，正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存在，历史才会显得多姿多彩而令人不可捉摸。在汉阳已陷、武昌指日可破的危急形势下，而此刻“江浙联军”又占领了南京，消息传来后，“各省代表会”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代表们前往那里继续开会。而在此时，“各省代表会”留沪代表及陈其美等人也作出同样的决定，而且他们更进一步，即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

仍在武汉的各省代表对此大为不满，因为留沪代表仅为负责“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的“通信机关”，他们擅自决定临时政府所在地及选举临时政府首脑纯属越权之举，“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于是“各省代表会”在12月7日作出决议，请黎元洪电告沪军都督陈其美，“在沪联合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

次日，黎元洪发出一道措辞严厉的电文：“各省代表均到鄂，议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订期在南京公举临时大总统，组织临时政府。经敝处通电各省，谅已达览。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

鉴于各方反对，黄兴在被推为大元帅后一再力辞不就，他先是推举黎元洪，之后又称“孙中山将次回国，可当此任”，直到各方敦促，黄兴这才暂时勉任。随后，陈其美与留沪代表分别复电黎元洪，称公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乃从权议决，务乞鉴谅，并请赴鄂各省代表速来上海开会。

在得知黄兴被推为大元帅后，袁世凯也大为不快，在其授意下，汪精卫随后致电上海要黄兴给予解释。12月9日，黄兴复电汪精卫，称自己被推为大元帅实属情非得已，因为南方阵营急需统一，如袁世凯“能顾及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则“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

有了黄兴的保证，唐绍仪代表团仍按计划南下武昌议和，而在此时，原在武汉开会的各省代表则按12月4日的决议先后到达南京。12月14日，“各省代表会”召开全体代表会议，会议追认了汉口所议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决于12月16日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

正当“临时大总统”、“假定大元帅”之事纷纷扰扰未了之时，刚从湖北赶到南京的浙江代表陈毅于次日带来了一个重大消息，那就是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已经向黎元洪表示，袁世凯内阁也主张共和，但须由“国民会议”议决后，届时清廷即可实行逊位。而此时湖北军政府代表胡瑛、王正廷也致电南京，称袁世凯极欲和平了结，“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

在此消息影响下，“各省代表会”又于12月15日议决，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承认上海方面所推举的“大元帅、副元帅”，在大总统未举定之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各省代表会”的意思很明显，既然袁世凯已经答应促成清帝退位、实行共和，那么将来的大总统之位非其莫属，既然如此，与其现在选举临时大总统，倒不如虚位以待之更为适宜。

事已如此，之前鄂军政府、“各省代表会”、上海方面为之交电相争的“大元帅”之位已成鸡肋，对于这样一个暂时的过渡性职位，当事人黄兴更觉索然无味。12月17日，黄兴致电南京“力辞”大元帅之位而推荐黎元洪担任。接电后，“各省代表会”又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数日之间，正、副元帅即告易位，形同儿戏，而黎元洪虽然通电就职，但他此刻并不能来南京就职，“各省代表会”遂议决副元帅代行其职权，但时在上海的黄兴同样无意赴宁上任。由此，南方阵营组织“临时政府”之事一时竟成僵局。

四、孙中山归来

黄兴之所以不愿前往南京，主要原因是接到了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讯。据考证，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边一个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当时他正带领两位洪门筹饷局演说员奔赴于美国各埠四处演说，筹募革命资金（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在美国洗盘子”，此说非事实）。准确的说，孙中山是在10月12日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才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经再三考虑后，孙中山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也就是说，他试图通过外交活动帮助革命政府赢得列强的承认并获取经济上的支援。

随后，孙中山秘密请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但诺克斯未予回应。10月22日，黄兴发来电报，催促其立刻回国，但孙中山不愿放弃自己的初衷而赶往纽约会见日本外交官，由于当时的局势并不明朗，日本方面同样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之后，孙中山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游说各国政要，企图获得列强对革命政府的贷款及外交支持，但是，孙中山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回报，英国外交部官员反应冷淡甚至暗讽孙为“喜说大话的政治家”。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孙中山只得于11月23日离开巴黎开始回国之旅。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由此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25日晨，孙中山携广东籍革命党人胡汉民、朱卓文等人乘英国邮轮“丹佛号”驶抵上海吴淞口，同船到达的还有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芷、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绪方二三等人。客观的说，孙中山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阵营的“领导”危机，并使得原本涣散无力的同盟会有了主心骨。

此刻，由立宪派所支持的南北和谈此刻正在顺利进行，如果议和一旦成功，由“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那么之后的形势将是，无论清帝退位不退位，袁世凯都将获取大权。如此，作为革命先导的同盟会即将被迅速边缘化，这显然是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所无法接受的。作为未雨绸缪之举，陈其美等人在汉阳兵败后力举黄兴为大元帅即有此考虑。

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在随后的几天里应酬繁忙，白天他要接见各路记者及各省名流的采访与拜谒，晚上则与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密会于寓所（下榻于法租界宝昌路408号），对民国未来的走向、政制的设计、人事的安排展开讨论。

五、大元帅变成了大总统

因“临时政府”一时难产，“各省代表会”于12月27日派遣代表马君武、王有兰、许冠尧赴上海拜谒孙中山。在会谈中，双方就几个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其记录如下：

代表问：“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孙回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大元帅在国外并非元首。”

代表说：“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有决议此职暂时留待。”

孙说：“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代表说：“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之后，孙中山又提议改用西历并在西历1912年1月1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就职，代表们认为兹事体大，须报告给代表会决定。

由于时间紧迫，马君武三人当晚即启程返回南京，次日上午十点，三人向“各省代表会”报告了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各省代表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刻南北尚未统一，正式宪法也未制定，正式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一说，各代表争论颇久，直至马君武起而强调孙中山持论甚坚，“各省代表会”这才勉强通过。

12月29日午后一点，“各省代表会”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程序，各省代表无论到会几人均为一省一票（十七省即17票），投票不记名。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黎元洪被剃了光头。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偕胡汉民、荷马李等一行数十人乘专列离开上海，下午5点抵达南京。当晚10点，就在前两江总督衙门中（即临时总统府），孙中山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据革命党人戢翼翘的回忆，孙中山当晚的就职仪式极其仓促简单，他看见“中山先生和胡汉民走进来，两人都穿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胡汉民手拿文告，站在中山先生的身边。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我根本就听不懂。仪式很快就结束后，灯很暗，也没照什么纪念的相片。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草率，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用新历。”

六、国民会议胎死腹中

读到此处，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的南北和谈中也已达成“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的初步协议，而在30日的第四次和谈中，唐、伍在达成国民会议召集办法时，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却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就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节，应由本会致电伍廷芳代表，请其答复唐代表：本月初十日（即29日）十七省代表在宁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

令人不解的是，伍廷芳并未受此决议的影响而仍于次日（12月31日）继续进行第五次和谈，并提出“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期定于1912年1月8日。那么，究竟是南京的“各省代表会”与在上海谈判的伍廷芳南方代表团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主要通过电报来往），还是伍廷芳有意压下电文以迷惑唐绍仪代表团，这其中的玄机颇令人费解。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勃然大怒，压力之下，唐绍仪当日即请辞议和代表，次日，袁世凯更是亲自致电伍廷芳，称唐绍仪之前所议各条均告无效，嗣后应商之事，由其本人直接与伍廷芳电商，电文言辞之强硬，一反常态。1月2日，冯国璋、姜桂题、张勋等北方将领通电表示拥护君主立宪，如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将誓死反对，不惜一战到底。

孙中山对北洋将领的表态颇为重视，1月5日，其复电称：“一俟国民会议选举实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10日后，孙中山又致电伍廷芳，请他转达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对孙中山的再三保证，此时的袁世凯已是怀抱戒心，其复电质问伍廷芳，选举总统究竟是何用意？如果将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为君主立宪，那么南方政府及总统是否取消？令人奇怪的是，伍廷芳此时也仍坚持“国民会议”，其在1月3日回复袁世凯的电文中即指出，唐绍仪乃北方全权代表，和谈所议定的条款不能因其被免职而归于无效，而且本代表与唐代表会订的“国民会议”召集办法已将就绪，只剩下会议地点和日期尚未解决，本次事变可望和平解决，如今遭此意外，深表诧异。

1月5日，伍廷芳更是向各国驻上海总领事递交照会，要求清廷对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及否决和议协定所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之后，各国驻京使馆也接到同样的照会，伍廷芳甚至指责本次和议不成乃袁世凯一人之过，如此兵连祸结，袁世凯难辞其咎。作为反击，袁世凯立即将议和期间与伍廷芳的所有交涉函电抄送各国公使。

在了解了整个议和的全过程后，列强在华外交界一致认为，本次谈判失败，责任实在南方。原因很简单，双方既已同意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袁世凯也已说服清廷照办，但临到最后，南方却以“各省代表会”取代“国民会议”并电告伍廷芳“毋庸再开国民会议”，这显然是一种背信弃义之举；另外，在议和过程中，南方只顾一己之私，动辄罢议相威胁，甚至不许北方代表发表异见，不准讨论君主立宪之可能，其态度之专横，形同专制。

不过话说回来，南方抢先成立“临时政府”以定国体，此举无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南北双方对此都是心知肚明，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的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七、清帝退位

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南北双方函电交驰，相互指责，表面上看，和谈已经完全破裂，但双方的秘密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即便已经辞职的唐绍仪，当时也仍旧留在上海。在与南方代表反复争辩谈判后，双方最终在一桩幕后的交易上达成默契：那就是牺牲清廷并由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国归于共和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民国政府。就事论事，这也是当时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1月中旬，南北双方关于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总统职位由袁继任等要件基本谈妥。1月16日，消息灵通的莫理循在写给主编布拉姆的信中不无兴奋的透露，清帝极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日中宣布退位。但事出意外的是，就在当天，袁世凯在退朝回家的路上遭到了北方革命党人的突然袭击，袁世凯险些被刺死。

1月17、18、19日，隆裕太后连续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清帝退位与优待事宜。在会上，部分年少亲贵（如恭亲王溥伟等）极力反对，但真正能说上话的两个人，庆亲王奕劻已是年老力衰，无力再争，而摄政王载沣则性格柔弱，无意再争，两人对大局均感悲观失望，自觉回天乏术，因而清帝退位之事即成定局。

奇怪的是，孙中山突然发难，1月18日，其提出五条“要约”命伍廷芳转达袁世凯，其中要求清帝退位后，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清帝退位后须取得各国承认之回章，如此，他才向临时参议院请辞并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在之后的数日内，孙中山连发五电，对五条要约反复修改，尽管伍廷芳等人一再劝导与反对，但孙中山仍于1月22日将其“要约”以通电的形式公诸报端，此举无异于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所做的幕后交易全部曝光，势同“最后之通牒”，这不但令袁世凯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境遇，也令伍廷芳等谈判人员颜面全失。事后，伍廷芳愤而电辞议和代表之职，而据莫理循私下透露，议和参赞温宗尧甚至声称如果有一枝手枪的话，就要去打死孙中山。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刺死宗社党首领良弼。事后，曾经高调“热爱朝廷”的宗社党人吓得如鸟兽散，众亲贵纷纷携家眷逃出京城奔往天津租界等地避难，清帝退位的最后阻力在无形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就在同一天，湖北前线的北洋军主将段祺瑞领衔发布共和通电，其中竟威胁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文中杀气腾腾，虎狼之师已成反噬之势。北洋军的倒戈，最终令清廷残存的抵抗势力土崩瓦解。

1912年2月12日（即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代表宣统小皇帝下诏退位、随后，袁世凯通电全国，称共和乃最良国体，孙中山接电后即于次日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并称“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行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以十七票（全票）当选为新一任临时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