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民主中的多数暴政问题分析

一、民主的忧思：多数暴政与网络多数暴政

1.民主与多数暴政

民主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多数原则，但是，民主的多数原则在实践过程中可能损害少数的权益，并使民主扭曲成统治阶级打击少数的借口，从而使民主走向它的反面。可以说，多数暴政与少数暴政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都是一种专制形态，背离了民主的本义，侵害了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近代以来，不少思想家在对民主理论的探索中，对多数暴政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对“多数暴政”首次进行了明确界定和深入探讨，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为近代西方“防止多数暴政”理论画上了一个初步的句号。

法国大革命中极度民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得人们对民主产生了很强的畏惧。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了“多数暴政”这个概念，并系统分析了多数暴政的起源、特征和对策。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进行了认真考察，认为民主社会确实存在着少数人以多数人的名义去行使暴政、实行专制统治的可能性。他认为：“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①民主国家中的多数存在着“无限权威”的可能性，而“‘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②。他认为，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他说：“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使然，因为这种权威将使少数忍无可忍，逼得少数诉诸武力。”③在这里，托克维尔批评“多数暴政”，针对的显然不是民主的多数原则，而是针对多数的“无限权威”所造成的危险。

为了克服“多数暴政”，托克维尔认识到了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两种路径来限制权力，以保障公民自由。第一，主张权力分立和地方自治，使权力互相制约。托克维尔认为：“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④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托克维尔主张实行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相互制衡，实行地方自治。第二，主张发挥社会的制衡作用。托克维尔强调乡镇组织、法学家团体、陪审团、政治社团和出版自由等社会因素在遏制民主政体的专制化倾向和保障个人自由与权利方面的重要性。托克维尔已经认识到公民社会是民主化或者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给社会权力规定广泛的、明确的、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并保证其不受阻挠地行使这项权利，为个人保留少量的独立性、影响力和独创精神，使个人与社会平起平坐并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⑤托克维尔克服多数暴政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约翰·密尔认为，“多数暴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阶级立法与社会暴虐。阶级立法是由选举中投票时的多数规则引起的。在投票中，受多数代表制的限制，少数实际上成为投票无效的群体，他们的意志得不到代表。立法机关“作为多数人的统治，统治的权力受到地方或阶级利益的支配，不按照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无私关怀所要求的原则行事，是完全可能的”⑥。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决策只代表多数的利益，结果形成多数对少数的专制。社会暴虐是“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作出的措施”⑦。约翰·密尔认为，“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⑧。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社会暴虐比阶级立法危害更深。

约翰·密尔提出了防范多数暴政的原则。他认为，对于阶级立法而言，要作到“任何阶级，或是任何可能联合起来的阶级的联合，都不应该在政府中发挥压倒一切的影响”⑨；对于社会暴虐而言，就是不能让社会或公众干涉纯粹的私人行为。约翰·密尔探索了一系列防范多数暴政的措施。第一，实行比例代表制。在约翰·密尔看来，民主制度中政治专制的根源在于少数的意志得不到代表，他大力主张实行比例代表制。他认为：“少数应有适当的代表，这是民主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⑩第二，实行“复票制”，即允许“才智高”的人享有两票以上的投票权。第三，划定社会控制与个人独立之间的界线。约翰·密尔认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既没有违反对于公众的任何特定义务，也没有对自己以外的任何人产生伤害，社会就不应该干涉其自由。第四，发挥官僚制的平衡作用。约翰·密尔认为，理想中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政府，但官僚制中的官吏，大多经过训练，有高度的政治技巧和能力，有管理经验和知识，并且能够把公共事务变成自己一生中的主要职业和专门业务，对多数暴政可以起到平衡作用。至此，西方近代思想家基本上完成了“防止多数暴政”思想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