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华庆：“南方谈话”的哲学

邓小平1992年春天南巡的系列谈话为处于彷徨中的中国指引了方向。今天，“南方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我们又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深刻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开启新一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至关重要。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姓资姓社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某些具体不变的制度，还是伟大目标？可以说，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社会主义变成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目标，而不是特定的制度模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判断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是以目标定位的“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最终将社会主义目标系统总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面对这一伟大目标，所有制度都只不过是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只是计划与市场是手段，其他制度也都只是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是典型的以实现社会主义伟大目标为定位的思维方式。

贯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是他一以贯之的“猫论”哲学。邓小平的猫论是“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猫论实际上说了三个问题：目标是“捉老鼠”，手段有黑猫和白猫，捉到老鼠是判断是否好猫的实效标准。然而，有些人批评“猫论”在经济上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哲学，是不择手段，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唯利是图，这是对“猫论”理解上的本末倒置，因为他们只是盯着固定的目标“老鼠”，而又庸俗地把老鼠理解为金钱或者GDP等物质目标，把手段对目标的实现理解为“不择手段”。

邓小平的“猫论”来自于四川农村，是农村实用猫，因为农民买猫就是为了捉老鼠。对于城里人来说，“猫论”可以改为“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城里人买猫一般不是为了捉老鼠，而是为了好看听话，是宠物猫。目标不同，手段不同，但判断标准都是实效：手段能否有效实现目标。仅仅讲一句话的“猫论”容易产生误解。我们把两句话放在一起形成“马克思主义实效观新猫论”：“农村实用猫”: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从“新猫论”可以抽象出：目标、手段和实效标准。目标和手段都是变量，核心是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不同人的目标可以不同、不同国家的目标也可以不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也可以不同；手段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先入之见，最终的判断都是以手段对于目标的有效实现即实效为标准的。“新猫论”中的目标可以是物质财富，也可以是精神财富，还可以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组合。例如新农村中的猫可能既要会捉老鼠又要好看。“新猫论”的实质是理性目标的有效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用最优手段实现目标。如果农民买猫的主要目的是抓老鼠，买来的猫只是好看听话，甚至于与老鼠逗着玩，那么这个农民就主次颠倒了。同样，城里人买猫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宠物，而买来的猫只是会捉老鼠，也是没有用的。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实效观的系统总结。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为改革开放扫净了思想上的障碍。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经济改革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