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与发展方式转变（2）

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开始，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出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来看，中产阶层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人口大量聚集的都市化，凭借自由的、不受约束的经济生活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网络，以及随处可见的银行、办公大楼、饭店、俱乐部、电影院、博物馆、餐馆、咖啡馆、豪华公寓、会议中心、市政广场以及跑马场、教堂这些现代公共空间，对中产阶层的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市民社会得以出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物质丰裕，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条件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

事实上，检验工业化成就，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中产阶层规模增加的规模。现有的经济结构是否有效率，是否具有正义性，都可以通过中产阶层规模增加的快慢来检验。好的工业化模式必然能够给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提供向中产阶层流动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成为工业化的受益者，而不是失败者。

尤其是一个国家进入到工业化中期以后，也就是多数社会成员摆脱基本生存问题约束之后，中产阶层的发展必然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中心问题。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是否成功，取决于这个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能否有效扩大。没有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可能有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没有中产阶层的扩大，也不可能出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一个国家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中，还要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发展陷阱，同样需要形成中产阶层占多数的社会结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88)曾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混乱动荡的方面。”

事实上，收入分配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数字本身的差距，关键在于它引发了人们可行能力的差距，造成了幸福感的差距。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中产阶层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方式达到了多数人的合意，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就会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形成一个自我扩展、自我优化的良性循环。

相对于中产阶层规模指标来说，其他指标都只具有从属意义。比如GDP和人均GDP指标，不能揭示出经济发展成果的在不同人群中的分配状态，判断经济增长是否有效率，最终需要用中产阶层规模增长来判断。比如收入分配指标，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指标，也只有反映中产阶层规模才有意义。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的收入分配增长不可能是同步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人们从低收益的农业领域转向高收益的工业领域和服务业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一个有先有后的过程。这不可能不产生收入分配差距，但只要中产阶层增加速度也比较快，这种分配差距就仍具有正义性，也符合经济效率的要求。工业化指标、服务业指标、城市化指标等，也都是如此，只有在反映应中产阶层规模增加基础上才真正有意义。

2.欧美发达国家公共产品与中产阶层规模

从工业化发展史上，只有当中产阶层规模减少或者难以扩大的时候，多数人会要求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才有转变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动力。而国家则可以通过公共产品供给来影响中产阶层群体的规模。检验一个国家公共产品供给是否适度，是否有效率，是否体现正义，都取决于中产阶层规模变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三次历史性转型，都是通过公共产品供给的调节，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第一次转型：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是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建设福利国家，使得广大中低收入者能够进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在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劫富济贫”的公共产品的增加，给中低收入者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出现了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从而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