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与发展方式转变（3）

这次转型使得工业化成就体现在多数人福利改进上，使得经济重新获得了内生发展的动力，既缓解了工业化中后期的生产过剩危机，也解决了古典自由主义模式的正义性、合法性危机。

第二次转型：从福利国家模式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主要在于现有中产阶层规模难以维持。福利国家建设时期的主要成就是形成了中产阶层占优的社会结构。但中产阶层的生活过度依赖于靠较高的国家福利维持，较高的国家福利需要不断做大的经济“蛋糕”来支撑。

福利国家模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缺乏应有的竞争力，经济“蛋糕”难以进一步做大。如不及时改变公共产品供给过度的状况，中产阶层不仅难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还会减少。这就引发了减少公共产品供给，向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

第三次转型：由新自由主义模式向“第三条道路”的转型。这次转型仍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发达国家维持和扩大中产阶层寻求出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推行，在一定时期改善了经济效益，但如果进一步减少公共产品供给，就会造成中产阶层减少。

自建设福利国家之后，由于形成了中产阶层占优的社会结构，在民主社会，所有的政治决策都不可能偏离中产阶层的要求。而进一步削减公共产品供给，并不符合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这就逼迫政府在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模式之间，寻求理想化“第三条道路”——既不要过多地削减国家福利，也不要减少自由。

3．中国中产阶层规模与经济发展困境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困境，重要的表现是中产阶层规模难以有效扩大。肖文涛(2001)把人均年收入1-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l0万元的群体界定为中国的“中间阶层”。张宛丽(2002)将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5000-35000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0000-70000元为基准来认定为中产阶层。殷一平(1999)指出，年收入在10000-50000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被认为是界定中国中产阶层的首要标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04)将现阶段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当作为划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

按照中国社科院报告估计，在工业化中期阶段，一个国家和地区中产阶层规模经验值一般在22.5%至65%之间，但到2007年，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只有约22%。如果以近期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规模计算，要达到中产阶层占40%的水平，还需约17年时间。中国在2010年的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从总体上看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再过17年才达到中产阶层占40%的水平，远远难以达到后工业化时期中产阶层占主导的社会结构。

这就需要具体分析中国中产阶层为什么难以有效扩大。张宛丽、孙亮(2008)把现阶段中国中产阶层的来源分为四类：一是传统的中产阶层，即那些以小规模生产资料自主经营的小商户、个体户等；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四是“三资”企业中高新技术人才及“白领”员工。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原来属于公共产品领域、被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被放开了，这为上述四类中产阶层的出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领域都已经出现竞争过度和生产过剩，还常常出现危机的因素，这必然导致第一类、第三类、第四类中产阶层难以扩大，甚至还有可能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