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是大鱼吃小鱼,我们是要贫农一起富裕。故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农要斗争其资本主义因素。粮价高是否对所有农户好?肯定只有对余粮户好。最后有的农民要吃亏了,灾民、缺粮户、一部分开始卖一部分粮,随后又买回来的。保护农民利益,提出粮价提高要补助一下,对谁有利?农村中对冒资本主义之尖的要斗争,在粮食价格中,表现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粮价高了,不仅不利于一部分农民,也不利于城市。国家对现在粮价不得不高些,要承认这个现象。我们要在总路线灯塔下行动。农民有冒社会主义之尖的积极性,也有冒资本主义之尖的积极性,我们要鼓励其前者。为了保障国家建设,实行征购制,就可保证物价永远稳定下来。参见陶鲁笳工作笔记1953年10月17日传达记录。
小平同志当年宣传毛主席关于统购统销与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关系、与稳定物价的关系、与避免两极分化不提倡四大自由的关系,讲得井井有条,清晰透彻。有的地方还有所发挥。记得刚解放不久,全国曾经有四次较大的物价方面风潮四次物价风潮,指1949年5月北京的银元风潮、1949年夏上海的粮食风潮、1950年春节前后上海纱布风潮、1950年5月紧缩财政金融风潮。,政府依靠全国一盘棋重拳整治取得了胜利。毛主席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全国物价再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人民的生活虽然不富裕,刚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家底嘛;但确实比较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没有出现两极分化,这对新中国站住脚跟具有根本意义。
毛主席始终坚持农业合作化,反对两极分化,反对任何损害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苗头。记得1962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扩大会议上仍然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贪困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指军、烈、工、干四属——笔者注)、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42页。
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个性特点的,这里说的一两年就两极分化,不是指具体时间,而是强调时间较短。你送我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书里,也讲到毛主席当年这个思考。我在这里作了记号在此指毛泽东1965年5月在井冈山茨坪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拙著《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毛主席在1964年底和1965年初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过这个思考。这个思考包含着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和不断堵截两极分化的苗头及趋势,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毛主席要求我们党,永远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思考和决策问题,人民才会看到了希望和将来,心理比较平衡,社会比较平衡。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人还是很穷的,社会比较稳定,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比较安全,食品不多,但比较安全,道理就在这里。如果不是这样,农村迅速两极分化后,城市也会两极分化,重新出现地主和资本家是很有可能的,唯利是图污染党内外大环境也是可能的。
毛主席当年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首先抓住了这个根本点,构筑了整个大战略。
二、提倡农民互助合作积极性与农业社优越性相结合,平原建设与山区建设相结合,全面发展
笔者:毛泽东大力提倡农业合作化,反对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这是与我党当年宗旨相一致的。但如何获得广大农民的真心拥护,将其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农业合作化体现了哪些特点呢?
陶老:这正是当年农业合作化搞得比较突出的地方。具体回顾,首先是引导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与农业社的优越性相结合,因地制宜,多种经营。早在1951年12月,毛主席批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就明确指出:“要肯定农村个体经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同时要反对党内两种不同的错误的倾向。一种是消极的右倾错误思想,一种是急躁的左倾错误思想”。“党中央的方针就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党在各种不同地方的农村支部,应该在党中央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教育自己的党员积极地分别参加这些不同的农业互助和合作。”《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7、40页。
正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作用,农业合作社本身具有的优越性更加突出。就以我任职的山西为例吧。1951年,长治试办的10个农业合作社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带动了山西全省农业社迅速发展起来。1953年,山西全省共办了224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社粮食种植面积共85.2万余亩,总产量共8759.74万公斤,超过1952年总产量6873.625万公斤的27.6%;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101.5公斤,较1952年每亩增产22公斤,超过当年当地一般常年互助组每亩平均83.5公斤的21%,超过当地一般个体农民每亩平均73公斤的387%。1953年全省农业社的棉田共2.7万亩,总产量共255.6万公斤(籽棉),超过1952年总产量204.25万公斤的20%;1953年每亩平均产量94.5公斤,较1952年每亩增产19公斤,超过1953年全省每亩平均69.5公斤的35.8%。1953年农业社在发展副业和有条件地区发展林业和牧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省农业社的副业收入为108亿元,约占总收入的8%左右。1953年营造防风林带4条,约400余亩,成活率达98%以上,畜牧的收入约值18万公斤粮食。农业社不仅多打了粮食,95%以上的社员增加了收入。参见《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关于全省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本总结》,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农业合作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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