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丢了一个法宝

认真研究各种主义的本质含义

记者：在培养国家知识分子过程中，意识形态会起到什么作用?

郑永年：意识形态的作用很重要。很多人说中国太意识形态化了，其实正相反，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太弱。社会上各种意识形态左的、右的多得不得了。政府应该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共产党以前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意识形态，一个就是组织。现在光靠组织的力量，淡化意识形态，这样很难持续。没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没有软实力。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的制约的。中国腐败越反越多，制度基本无法约束腐败，就是因为人已经没有道德观念，只认得钱。

记者：您能否分析一下当前中国的意识形态状况?

郑永年：主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适合中国的，关键是转变宣传方式。中国的自由主义看似强大，其实早就遇到发展瓶颈了。中国到目前为止，社会中有很多自由成分，意识形态非常多元化，这些都是自由的因素，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去研究这些新现象，不去考虑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拿着西方的理论来衡量中国，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自由主义如果拒绝本土化，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拒绝本土化相反，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被本土化了，这导致了很大的负面效果。中国公共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之所以那么迅速，就是因为没有抑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公平地说，新自由主义对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促进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正面作用的，但新自由主义侵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把公共服务取消掉，这就非常糟糕。中国目前提供公共服务不是没有钱，而是动力不足。动力不足，就是因为穷人缺乏影响国家政策的渠道。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我们的社会科学学者根本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各种主义本质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只是乱套西方的理论。

记者：那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任重道远?

郑永年：本土化是关键。中国发生这么伟大的转型，社会科学界却不去认真研究中国社会，只是用西方的理论瞎解释。如果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永远不能结合中国实践进行理论创新，那中国就永远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具有美国化的倾向，美国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像中国那样“美国化”，它允许各种理论互相竞争，看哪个理论更能解释美国社会，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社科界就是完全把美国的理论拿过来。这非常危险，不仅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建立不起来，还会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引进西方的理论，到现在依然如此，什么市民社会理论，什么统合主义，这些都不是中国的，全都是西方的。把西方理论硬套到中国实践上，就是我常说的把苹果皮贴到橘子身上。中国社会科学必须意识到中国实践是研究主体，中国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包括民主理论。中国有很多民主的因素，就是缺乏自己的民主理论，原因就在于只是拿苹果来批判橘子，这本身是没有解释橘子的。

想解释中国，只看西方的理论是不行的，必须有结合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比如医生看病，我的病你医不好，不能说我的病生错了，只能说你所学的东西学错了，需要修改的是你的概念和理论。中国学者就是用西方理论解释不通就说中国错了，这样不仅医不好中国的病，反而越医越坏。有的地方本来是常态的东西，他说你病了;有的确实是生病，但采用错误的医法给医坏了。所以我说，中国的自由主义是自毁前程。他不去研究中国的自由因素，说是不喜欢。但他喜欢的仅仅是西方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所说的东西，连美国都找不到。某些中国学者一是没信心，二是没责任，如果这两者不加以改变，中国就不会有自己的社会科学。

中国现在就没有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科学，中国只有史学最发达。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可以借鉴西方的方法，方法是比较中立的东西。方法可以学，但概念是不可以学的，中国恰恰是学了概念没有学方法。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