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共产党丢了一个法宝（2）

民主DEMOCRACY

中国发展背后是一种文化价值

记者：您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能不能谈一谈“中国模式”对世界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模式”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是否会成为有别于西方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并不成功。在拉美、非洲和亚洲一些国家，采取西方民主模式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民主政治往往是和政治失序而不是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而西方国家更关注“中国模式”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它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西方的价值观产生冲击。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把“中国模式”称为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并不担心“中国模式”会阻碍西方的发展，而是担心“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西方民主模式的外在影响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也就是西方一些人担忧中国的软力量或者文化力量，因为隐含在中国发展背后的是一种文化价值。

民生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

记者：很多人认为，“中国模式”只具有经济意义，而对中国政治模式持否定态度，并认为中国政治模式如果不向西方民主模式转型，最终会使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政治体制上的瓶颈。

郑永年：很多人谈到“中国模式”都谈经济模式，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而不谈政治模式。但我觉得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重要。如果不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政治模式促成的。在国际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这种说法阻碍了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改革就很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很难理解当今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的巨大差别。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我觉得不同的国家因为国情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治改革的内容也不一样。如果仅仅用西方民主化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政治改革，就会认为中国政治改革进展缓慢。但只从民主化的观点看，中国很多的宝贵经验就会被屏蔽掉。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民主化并不能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的发展会是良性的;如果没有建立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是不会成功的。而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30年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强调国家机构改革和法制。民主化也在不同层面进行，但其只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不是唯一目标。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重转型曾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许多麻烦，很多国家因为同时进行几项改革，改革者不堪重负，结果改革反而很不成功。

中国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第一，就是渐进改革。中国没有采取苏东国家激进改革的方法，渐近改革使国家有时间和空间来调整自身的制度，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第二，中国采取的是分阶段的改革。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秩序不同。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分为三大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从1978年到21世纪初，主体的改革就是经济改革。主体改革是经济改革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只是说政治改革不是主体性的，政治改革就是为了促进和支持经济改革。从21世纪初，尤其是十六大以后，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焦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环保等方面。我认为，中国同样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在这个阶段，我认为以民主化为主体的政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而社会改革各方面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在这些国家制度还没有建立的条件下过早地民主化，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前面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负面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和环保等，都要由社会改革来消化。社会改革也是下一波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同时，社会改革对未来的民主化也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要用民生促民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很难促民生。民生的进步是民主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