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3）

为什么要用白话办报和宣传?这是和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普及有关系的。20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精英分子开始认识到，必须把关于国家的知识、民族的知识、政治文化的知识，传播到大众中间去。光靠少数精英，而且那些少数精英中很多还是旧派人，是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那个时代要办这样一份报纸，肯定不是给士绅官僚看的。而要给普通百姓去读，大多数百姓也没钱，买不起报纸。何况多数人也不认识字。因此，那时候办这种报纸，多半都是自己掏钱去办，办了以后也不是着眼去办发行收回成本，而是自己花钱到大街上贴，并且建一个亭子，再找个识字的人在那里念，从早念到晚。你在那里念，旁边总会有一些市民百姓在那里听，时间长了，听得多了，大家就渐渐知道，要想了解一点社会上的事、国家和世界上的事情，就得去听报。所以那时候北京，后来也扩展到其他一些城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街上会有读报亭，普通百姓通过读报亭能够了解自己和国家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少数大城市里面有这种宣传的地方，民众对国家民族的知识会多许多。 

当然，这样的宣传其实还是很有限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包括到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所谓新文化启蒙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仍旧习惯于读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的创刊。从1905年科举终止到1915年已经10年了，陈独秀从日本留学回来，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影响，还办过白话报，但他们最初办《青年》杂志时，虽然是专门针对青年学生的，却还用的是半文言文，就是多少有些文化知识的一般人，还是很难读懂。这种情况，直到1919年以后才改变。可以说，五四运动期间，我们才看到白话文大流行。1920、1921年中国发行的报纸、杂志达到七八百种，几乎都是白话文。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语言方式对当时社会信息的传播、思想的传播，有怎样的重要性。由此也就不难了解到，辛亥革命就民主革命而言，为什么毫无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就所谓民主革命的意义上之所以必然会失败，除了毫无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个原因以外，还在于它缺少一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群体。1919年五四时期虽然在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方面，也没有出现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但它到底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爱国运动和思想传播运动，并且第一次用群众的力量迫使中央政府拒签了巴黎和约。这场运动的形成以及调动群众力量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存在着一个相当规模的学生群体和知识分子的群体。当时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师、编辑、记者等等，这个社会职业已经越来越多，大家读书之后不是去当官、求功名，很多人都是去从事这些职业。因为西方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开始引进来了，很多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开始变成中国社会城市文化的要素。因为有了比较普及的电报、电话服务，过去只限于少数人范围内，或只限于一个城市范围内的报纸、杂志，这时已成了全国性的。任何讯息，在城市之间，转瞬即到。任何群众鼓动，只消一个电报，就会在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群体中迅速传播开来，并形成全国统一的学生运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建立在民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中国生产力发展，交通方式变革的基础上的。因为有了汽车、火车、轮船，有了电报、电话和邮政系统的建立，所有过去限制国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条件都改变了，偌大一个中国自然也就由过去那种农业的、自我封闭的、相互隔绝的生产方式中挣脱了出来，把散沙一盘的各地的中国人，结合成了一个整体。 

“公车上书”和“五四运动”的比较 

为什么我说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民主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我一直在讲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戊戌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公车上书”运动，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举人联名向皇帝请愿，要求拒签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那时候为什么没有爆发五四运动呢?《马关条约》是要割让两大块中国的土地———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1919年的五四运动只是因为巴黎和会上列强想要把被德国占的胶东半岛的土地转让给日本，只是一块土地。《马关条约》还有大量的赔款要求，五四时还没有赔款问题。相比较起来，五四时期中国所受到的屈辱肯定要比《马关条约》时受到的屈辱小得多。但是，五四时期就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而且学生运动还带动了工商界，出现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而《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全国却一点响动也没有，除了高官中有一些上书给朝廷以外，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全部鸦雀无声。为什么?这里面一个主要的区别，其实就是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 

在1895年的时候，中国引进了洋枪洋炮，有了少量的报刊，也有了电报，但是还没有铁路，交通工具还非常落后，信息传递还很慢，电报只是官用，民间还没有使用的条件。因此，有报刊，也只是少数人和局部地区内部的，而且使用的也只是文言文，影响面非常小。即使退一万步，我们说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人有了民族国家的知识和关怀，因为没有后来现代化的交通及传播工具，因为信息传递太慢，因为能够读到或了解这种消息的人很少，即使有人爱国胜于求功名，也不可能掀起怎样的波澜来。就连在京城的几千名举人，也只有400人签名上书，又何况那些还远在乡下，什么都不知道的广大士绅呢? 

这种情况到了1919年就完全变了，这里面首先是因为五四期间中国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学生。光是北京，当时就有2.5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五四时期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群体，就是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现代知识分子和旧式士绅阶层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与统治者之间没有依附关系。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的教育完全是现代的，是和民族主义的成长相伴相随的。五四运动的爆发，很大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得到了屈辱和约的信息后，从法国拍电报回国内，国内当天就有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和现代报纸通讯社，将消息转发全国各地，然后各地学生迅速动员。几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知识界和报刊界，借助各种现代的通讯传播工具，宣传呼号。从北京开始，然后到天津、武汉、青岛、上海，一直到最南边的广州，各大中城市由学生而商界而工界，轰轰烈烈的群众示威抗议活动就形成了。如此区别的结果也很明显，《马关条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政府就签约了。巴黎条约则由于举国民众的抗议浪潮，政府被迫拒签。 

这样一个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如果说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本身就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动和改造。这个社会的变动、改造不出现，社会中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新群体就不会产生出来。没有这样一批社会的新群体，即使中央政府实际很虚弱，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也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恰恰是发生在所有这些新的变动刚刚开始出现、新的社会群体刚刚开始萌芽的一个过渡阶段。辛亥革命爆发时，距离清末新政只有几年时间，新学校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新的学生群体还没有广泛产生出来。国内没有新型学生群体，海外成长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内的生存环境还没有形成，现代的可以让众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还不多，仅仅推翻一个满清政府，实现了汉人统治，这些无论在地方还是在中央的汉人，其实也还是些对民主理念一窍不通的旧派人物。 

辛亥革命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制度 

满清统治一倒台，迅速接手各地政权的都是各省咨议局有功名的旧派人物，包括最早在武昌发动起义的新军领导人黎元洪，后来当了民国的首任副总统。也包括新军首领袁世凯，迅速接手做了民国大总统。这些人虽然都是汉人，但如何能够指望他们来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呢?袁世凯及其之后取得统治地位的一个又一个政治强人，为什么总是想方设法地想要用独裁政治来稳固政权和解决问题，说到底恐怕还是一个社会条件或社会基础的问题。 

总之，我的看法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充其量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新政出来以后，清政府倒台是迟早的事。清政府倒了以后，因为整个的政权仍旧只能掌握在旧派人的手里，所以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制度。因为旧派这些人，哪怕是新军的领袖，哪怕是后来从海外回来的少数革命党，他们既没有储备这方面的思想资源，也没有这方面的利益驱动与需求，当时中国也不存在可以迫使他们向民主政治方向转变的社会力量和文化基础。所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只能认为辛亥革命也就是一次反满革命。如果有人想象辛亥革命可能引导中国走上民主道路，我相信那纯粹只是一种幻想。现代社会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进步，都只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和相应的社会群体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离开了相应的社会发展基础，任何所谓的捷径都是难以走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