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什么意义上成功，什么意义上失败？（2）

陈独秀在1904年写了几篇文章讲国家和国民的关系。他讲自己的经历说，在辛丑条约签订前，他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够满足父母的心愿，考取到功名，完全不知道国家是怎么回事。虽然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中国割地赔款，对他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逼迫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除了大量赔款外，还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允许外国军舰进入中国的内河，他这才逐渐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国家，中国只是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如果不强大，被人欺负，一个国家的国民就可能变成其他国家的附庸。由此他才意识到，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和国家的命运还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当时关于爱国的宣传，也都是产生在陈独秀逐渐开始觉悟的那几年里。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出洋留日的中国学生中间变得非常普遍。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到邹容、陈天华的《革命军》、《猛回头》等等，大量鼓吹爱国主义的文章著作层出不穷，任何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和侵害，都会激起中国留学生的集体抗议，对中国命运的严重焦虑，刺激了所有爱国的中国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腐败无能的满清统治者。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最重要的革命党———同盟会。它的16字纲领的前8个字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鞑虏指的就是满族人，驱逐鞑虏就是要把满族人从长城内赶到长城外。因为1644年以前满族人的居住地就是关外的东北三省，革命党决心要把他们赶回到东三省去。“恢复中华”，就是要恢复明朝那个中国。当时革命者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个。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1905年组织同盟会时还提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的方针。所谓三民主义，第一个“民”指的就是反对满人统治，叫“民族主义”。他认为汉民族不能够再接受满人的统治。他认为把满人统治推翻，汉人统治了，民族主义就实现了。第二“民”是指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就是说他要学西方最先进的制度，满人统治推翻后，中国要搞共和民主制度。第三个“民”指的是民生主义，指的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孙中山不光要推翻满人统治，不光要搞民主政制，还要搞社会主义?这就涉及到另一个大的背景，也是我们要这里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清末知识精英的超前思想 

中国人在洋务运动之后想学西方，想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解决问题。戊戌变法失败后才发现学西方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改良派代表人物去了日本，也有的去到美国、欧洲。当时的革命党代表人物孙中山，在1894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逃走，被满清政府通缉，躲到英国伦敦，在英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到欧洲去游历了一圈。这些改良派的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在1900年前后不约而同都到了西方最先进的国家，但是他们到了那里之后才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想学的西方跟他们理想中未来的中国，差距很大，西方社会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那个乌托邦愿景的最好样板。 

中国人原本是想到西方取经的，没想到大家去到西方之后发现西方这么乱，这自然让他们接受不了。当时大家主要无法接受的有两条，一是贫富悬殊太大，二是社会严重分裂。 

第一，西方发达起来以后，阶级分化太厉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像是在天上，穷者简直就如在地狱里一般。恩格斯1844年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描写了当时英国各大城市工人的生活的惨状，和今天发展中国家农民工在城市住贫民窟、被关在封闭的车间里做最苦最脏的工作，拿最少的工资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中国人之所以接受不了欧洲早期资本主义的这一情况，原因就在于他们出生和生活的中国乡村，远没有这样悲惨。孙中山后来有一个观点，即是认为马克思那套不能在中国用，原因就是他相信，中国没有阶级分化，充其量也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至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田园风光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农民之间经济上相互调剂，再加上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至少在同村同宗的村落内，不会发生西方那样的血腥和暴力的压迫现象。 

第二，西方的阶级斗争已经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社会严重分裂的后果就是暴力革命。在当时的西方因为不断出现了工人和政府、和资方激烈斗争的情况，以至于出现了大规模巷战，工人群起拿上武器跟政府拼命。用暴力的方式来剥夺他人的私有财产，这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难以接受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必须另辟蹊径，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走上一条更稳妥、更美好的道路。而当时能够找到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没有其他的，只有一个，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果能够不经过资本主义，不经过阶级分化、贫富悬殊，不通过暴力、流血的阶级斗争，直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岂不更好? 

1904年，康有为开始写他的《大同书》。康有为是维新变法的领袖，他想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来改造国家，到欧洲、美国、日本走了一圈之后，他已认定，人类必会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下决心要为人类规划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他因此借用了孔子《礼运篇》中的大同愿景，结合这个时候西方盛行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构想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社会和谐的理想社会。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革命派的孙中山也在设想同样的发展愿景。1905年，就在孙中山成立同盟会之前，他在欧洲专门去了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孙中山对第二国际的领袖说，第一，他的组织要加入第二国际，要参加到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来。第二，中国将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其他的国家都只能在中国之后建成社会主义。原因是中国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产生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将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换句话来说，他认为，中国只要推翻了满清统治，自然也就可以一举建成共和民主制度，新制度建立起来后，顺手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经济政策，限制资本、平均地权，自然也就实行了社会主义。如此一来，中国就不用像西方国家那样还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还要经过一系列的社会分化，还要经过激烈的流血的阶级斗争，才能去建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省去这些牺牲、省去这些曲折。 

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国的知识精英中那些最高的领导人，他们大都被“毕其功于一役”的超前思想俘虏了。尽管改良派、革命派在如何对待满清皇帝或如何实现民主政治这一点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共同地倾向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都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病。随着晚清新政实施，满族统治的政治社会基础先后瓦解，对满族统治的不满和愤恨已如地火运行，满清统治随时都会被取代。所以我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满清统治的终结，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这场革命的基础，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反满的民族革命，而非人们后来所讲的什么民主革命或阶级革命，也谈不到是什么平民革命。从当时中国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无论是社会基础还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都没有给辛亥革命提供所谓民主革命的任何一种资源，更不必说同时实行什么社会主义了。 

我所以说辛亥革命只是一场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成功，而不是真正意义上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形成，通常都是统一体内各种力量相互制衡和讲信用、重契约的商业文化精神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一种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却需要有一个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当时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约解决冲突的文化传统，又不存在一个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会基础。哪怕是就思想引入来说，当时也没有做好准备。这也是辛亥革命几年之后，又会发生所谓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个原因。 

辛亥革命缺乏民主思想的社会基础 

为什么说辛亥之前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思想基础?我这里只讲一点，就是任何社会思潮的引进和发酵，都必须有一个大众受体。换句话说，要把民主自由的思想引入到中国来，先要在中国有相当一批人对这种思想有需求，能够接受，并能够受到它的激发成为它的信奉者和宣传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清末能够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做出呼应的，其实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大多数人其实并不了解，也很难理解。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晚清之前，中国的知识文化是分裂的，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是没有读过书，尤其是没有接触过西方文化知识的，甚至是没有任何条件接受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的。二是语言的局限。中国当时的书面语言都是文言文，普通人讲的白话只能用做口头交流。因为读书看报和日常生活中讲话的方式差距很大，没有系统地读过中文经典的人，也就没有可能去读懂文言文的书籍和报刊。在19世纪以前，已经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一些报刊，也传播了一点西学的知识，包括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严复等，也翻译发表了一些谈及西方政治理论的文字，但是，这样的思想资料没有可能扩大其影响。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些报刊都是用文言文办的。 

20世纪初，少数有思想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如前面提到的留学日本的一些年轻学生，就特别注意用白话写他们的反满革命的小册子。在中国大陆，也有个别知识人，办起了白话报纸。中国最早的一份白话报纸出现在北京，是一个叫彭仲翼的于1902年开始办的，叫《京话日报》。两年后，从日本回来的陈独秀，也在安徽还办过一个《安徽俗话报》，也是用白话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