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档案管理道德 可行吗？

唐钧 　

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给每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她表示：“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这份提案着实令人有点疑惑。

对于这种“有约束”的“档案”，我们这一代人是心有余悸的。计划经济时代，档案成为整人工具的事情绝不是个案。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档案的神秘性及其神奇功能，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甚至对很多人而言，有与没有、要与不要均可。但是，国有单位的人要想辞职，档案就成了扣留人才流动的法宝之一。对于这些，有的国有单位的头儿们应该是很熟悉的。

虽然该委员提出设立“道德档案”的初衷想必很好，但问题是，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耻”。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谁谁谁应该“知耻”，谁谁谁无须“知耻”？

近年来，被揭露出来的贪官污吏在垮台前信誓旦旦，大讲“反腐倡廉”的黑色幽默不少。可以想见，直到东窗事发，他们的“道德档案”中很有可能装满了“红材料”，也一定会被当作其政绩的一部分。更进一步思考，要是你想到，你的“道德档案”很有可能被控制在那些人手中，你的背后不觉得凉飕飕吗？

还有一个问题，道德标准是在变化的。现在有很多文章都在还我们的偶像雷锋的真实面貌，譬如说他穿着打扮其实很时尚，也曾有过初恋什么的。我们想一想，这些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琐事，当年为什么没有张扬？这是因为，现在挖掘出来的这些事迹都不符合那个年代的道德标准——“小皮鞋，咔咔响，资产阶级坏思想”。在红色经典《白毛女》的说明书上，喜儿和大春是“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初恋”？那是一个多么惊悚的词。

当年学雷锋的红领巾，如今是快要退休的人了。想起我们儿时，想做好事没有机会，就从爹妈给的早点钱中省出一分钱，然后唱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就这样，日记中就又多了一件好事。然而，在这几十年中，道德标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有这么一堆东东装在你的“道德档案”中，如今还有什么用？

再说“道德滑坡”。譬如“小悦悦事件”，有18个人从她身边走过都“冷漠”了，但对此义愤填膺地进行批判的人有多少？这成千上万的人出来主持公道，究竟说明中国社会的道德是滑坡还是不滑坡？再说，贵州山里的学生没有菜吃，又有多少人捐款捐物要让他们吃上热饭热菜，这说明中国古道热肠的人多的是啊！所以，中国社会并非“道德滑坡”。

道德的问题，是不能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来“管理”的，法律和行政只能在道德底线上发力。要使国人在道德方面高尚起来，率先倡导的人必须像孔子那样言传身教，或者说像雷锋那样以身作则，以使更多的国人效仿并身体力行。在具体的政策法规上，给予欲行道德之人以方便,也是很重要的。譬如，为贵州学生筹款的社会行动，严格说来，在中国还无法可依。没有这样的“法”做支撑，道德恐怕不能更高成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