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险峰：谈谈《水浒》 中的廉租房（2）

那么，北宋是怎样维系臣民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的呢？其中重要的一条，当然就是住房照顾。如果说在农村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田亩的话，在城市则是住房。

北宋时期，随着工商经济的高度发展，大量农业人口涌进城市从事服务性行业（这武大郎也应算其中之一），再加上还有许多官员因仕途升迁或调任而进城，造成城市特别是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价高涨，住宅紧缺，一房难求，有“尺地寸土，与金同价”、“亩地千强，一庐十金”之说。甚而就连大名鼎鼎的宰相寇准，做官四十年，也是“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造不起、买不起自有房屋。

为缓解供求矛盾，保障臣民正常生活，稳定社会，宋王室特意推行“廉租房”政策：由工部负责，用国库拨款修建大量官房，再廉价向臣民出租，而管理事务（招赁、收租和维修等）则由“店宅务”专司负责。这种做法起始于东京，之后陆续推广到各个州县，并一直延续到南宋。

那么，这“廉租房”究竟给两宋臣民带来了怎样的便利？我们来看看，根据河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胡建华先生的材料：绍兴28年，平江府造瓦房一万二千余间，平均造价每间10贯；乾道六年，临安府（南宋都城地区）造禁军营房两千间，平均造价是每间18贯。请注意，两宋时期币制混乱，有2000文一贯的，也有七八百文甚至四五百文一贯的，本文就取其中值，以1000文折一贯计。

以上只是纯造价，还不包括地价和一定的市场利润。若考虑进后两者，以一两黄金等于10贯计，则因当时是“寸土与金同价”、“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的紧俏状况，因而最终卖价将不堪设想。而当时高级官员的工资大约是：蔡京权相一级，月俸300贯；高俅太尉一级，月俸100贯，林冲教头一级，月俸30贯。显然，即或是他们这些精英群体，要想在京师汴梁谋得一自有房，也不是轻松的事情，更何况弱势人员武大郎了。

再来看看官房的月租金，从史料推算东京汴梁地区应在平均200文左右，也就是说年租才两贯来钱。由此可见，租“店宅务”的官房远远便宜过自己买房或造房。

接下来我们再回望武大郎。不像月进二三百两银子的“快活林”，《水浒传》中没有直接交代武大郎的销售业绩，但我们还是可以做些推测。

在《水浒传》第24回和第25回中，有三处提到，武大的贩友乔郓哥说，要“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显然，这三五十钱就是郓哥父子二人每日的基本开销了，也就是郓哥每天卖梨必须挣到的钱，权且取其中值，就算平均40文。武大郎与郓哥走街串巷，家中也是两人（不计入临时加入的武松），其消费水平应在同一档次。但考虑到武大两口是壮年人，潘金莲虽足不出户但却是个艳妇，其消费应高于郓哥家一些，因此这里推算为平均50文，也就是说武大家每月的开销应是1500文左右。从《水浒传》来看，武大郎卖烧饼是能够挣到这个数的，他甚至可能还有点余钱存下来给武松娶妻。因此，笔者这里推测，武大郎的每月销售业绩就是1500文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看他的住房开销。因为清河县是个小去处，比不得繁华的大卞京，因而它的房租笔者按高值推测为每间150文。武大家是一楼一底两间房，总月租应在300文左右，因而武大郎每月住房开销占其毛收入的比例应在1/5左右。这个比例比如今美国惯用的衡量住房难易的标准1/3要低很多，显然是承受得起的。

以上就是“店宅务”的官房给大宋人民带来的便利，它保障了自己的臣民即或是贩夫走卒也能住得较为舒适。同时，由于大量官房（即今之“廉租房”）入市起到了抑制作用，私房价格也就不会太离谱了。

另外，宋王朝为了防止“店宅务”自身拥权坐大，随意涨价，还规定了它在课取房租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基数，不得任意乱来。

由于官房相对低廉，在紧俏的租赁市场上就会有人设法通过做“二房东”来谋利，即自己先租下官房来，再转包出去。这样既会把市价抬高，又会造成官银流失，为防止这种现象，大宋政府进行了限制。景德元年，宋真宗曾下诏规定：凡官屋租赁人入住时，“店宅务”官员必须亲到现场检查核实。“应承赁者须立班名，不得展转承赁。官司常切觉察，劾罪严断”。

官房（也包括官地）既不允许转租，也不允许廉价买过去再高价倒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