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古人怎么“管”法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是今年司法界乃至全国人民关心的一件大事。数十载艰辛探索，一步步不懈努力，终于将我国法制建设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司法公正、依法治国，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在现实中不懈探索的同时，让我们回过头去，在历史的深处寻找参照，从古人严律法、利百姓的规制中汲取值得传扬的精华。

自古就讲“致中和”

中国古代文献用“中”，也就是“不偏不倚”来比喻司法公正。孔子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百姓手足无措，必然招致社会的动荡。司法之所以“不中”，孔子认为是由于礼乐不兴的缘故。相反，礼乐兴则刑罚中，这就要求司法者具有良好的道德观和高尚的思想情操。刑罚得中之后会带来社会的和谐，即所谓“中和”，古书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就是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后世关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明刑弼教的种种议论，都是兴礼乐、致中和的进一步衍发。

中国古代出现过若干个盛世，比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盛世的出现，有经济、政治、文化的种种原因，但司法公正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汉文帝时出行经渭桥，有人从桥下出，惊乘舆马，廷尉张释之判罚金四两，文帝以为判刑过轻。张释之于是劝告文帝：“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天子和百姓都要守法，现在法律是这么规定的，您判得比这重，那不是让法律失信于民吗？见文帝有所思，张释之进一步说：更何况，如果您下令杀他也罢了，现在既然交给了廷尉我，那么廷尉本来就是一座“天平”，如果这座天平倾斜了，天下还怎么施行法律呢？老百姓岂不是要手足无措了吗？文帝终于表示“廷尉当是也”。

唐贞观初年，所选官多有伪造资历者，太宗曾颁发敕令，限期自首，否则处死。不久，温州司户参军柳雄诈冒资荫事发，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判他流放。君臣二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邪。’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是法律条文的尊严重要，还是皇帝的喜怒重要？最后，还是太宗折服，并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这两个故事，既说明司法官不畏权势，坚持依法断罪，最终取得了公正的判决；也表现了皇帝对于司法官和法律的尊重，其结果带来了汉、唐初期人人遵法的法治局面，这是政治大智慧的体现。

古人是怎么“管”法官的？

为了做到司法公正，古人很强调司法官的作用。唐代白居易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行善，不亦难乎？”宋代王安石也说：“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清代王夫之在批评单纯的任法或者任人都不足为治之后，得出结论：“择人而授之以法，使之遵焉。”古人所谓的治法，意在制定善法良法；所谓治人，在于培养执法的官吏。在治法已经具备的前提下，治人就是主导的方面，治法与治人不可偏废。

为使官吏明法知法，由唐迄宋设立明法科、刑法科选拔司法人才。明清二朝实行八股取士，为了弥补官吏法律知识的缺陷，律典特设“讲读律令”条，每年年底由上司官考校，如果律意不明，用法有误，初犯罚俸，再犯刑责。这条规定依据国家形势的变动，时有兴废，但对于官吏学法确实起了督励的作用，由此而出现了《大清律例便览》之类的学律参考书。明清的官箴书中也多有熟读律令的内容。此项规定不见于外国的古代法典，是中华本土法文化的产物，颇有借鉴意义。

为使官吏严于执法，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朝，刘颂便发表了类似“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议论，至公元六世纪，《唐律疏议》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大清律例》规定：“每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这项法律规定限制了司法官的恣意妄为、徇私舞弊，强调了司法官的责任，对于提高判案的准确性，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都有积极意义。中外法制史学者认为唐律以来的此项规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罪刑法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