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瞿秋白女儿眼中的父亲母亲（3）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怀念终生

父母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母亲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沈家不让她去看我，可她却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父亲十分理解，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她。

在父亲的积极支持下，1925 年春天，母亲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我。但过去的公公沈玄庐十分冷酷地不许她和我见面。在沈家大姨太太的帮助下，她悄悄穿过几个庭院，进入一间侧屋，才见了我一面。母亲抱着我亲了又亲，最后不得不黯然离开。

过了不久，父亲母亲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先和沈家大姨太太商定好时间、地点，把我偷偷抱出来，然后带我回上海。

约定的那天傍晚，两人早早地来到一座小山上，焦急不安地等着，过了好长时间，看到大姨太太带着我出来了，母亲赶快迎上去，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也紧紧地搂住妈妈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的把我抢走了。我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母亲忍不住哭起来。

父亲也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后来，我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来到了他们的身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1928 年，我随母亲来到苏联。我住进了森林儿童院，在这里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头，父亲知道后立刻来信安慰：“独伊：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

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好爸爸”

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他知道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我吃。夏天，我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父亲画图折纸给我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父亲把我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住脸哭了起来，这时候我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父亲放开手，哈哈大笑。我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次父母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的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好爸爸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父亲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地处理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我，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我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我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甚至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这是他心灵圣洁的表现，是他高尚人格的表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惦记着我，谁又能够说，我不是他的女儿呢？

1930 年，父母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竟是我和父亲的永诀。

1935 年的一天，我正和儿童院的一批孩子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休息，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不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 月18 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 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 年8 月，母亲第二次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母亲到国际儿童院看望我时，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当时，母亲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这期间，她把我接出儿童院与她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母亲翻看着父亲的遗作与信件，看着看着，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我就安慰母亲：“ 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 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因为苏德战争爆发，我结束了13 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 年随母亲回国，到达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由于久居苏联，我的中文很差，在狱中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很苦，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

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我们才获得自由。

1946 年6 月10 日，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 辆大卡车，于7 月10 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我和丈夫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在战争年代，我俩随新华社不断行军转移各地，并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解放初期我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

1957 年我回国后，“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 年，丈夫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竟又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的打击对我和母亲刺激很大。1978 年，我才又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

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文革”时，“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 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文革”后，我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复查组跋山涉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父亲执行枪决的原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我们两人必须见这一面。

宋希濂如实向我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着说：“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

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四人帮”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