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做官、官位高低成了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高标准。为了深刻感知我国的官本位,不妨看看外国。1952年11月,以色列第一任总统逝世后,以色列政府诚邀爱因斯坦出任第二任总统,遭到断然拒绝。爱因斯坦说:“我当不了总统,对于自然科学,我还了解一些;对于社会,我几乎一无所知,怎么能当好总统呢。” 法国人就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民族英雄选举,结果科学家巴斯德名列第一,名震遐迩的拿破仑大帝只夺得亚军。英国人也十分崇拜科学家,牛顿去世时,为他抬棺材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及大法官。德国前总理科尔更是自豪地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胜过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8]。而在中国,本科生对村官职位趋之若鹜,硕士对乡镇长职位趋之若鹜,博士、博士后对县处长、司局长职位趋之若鹜,更不用说总统(国家元首)职位了,哪有不想当的道理?根据我们对青少年的一项调查,知晓率最高、最受青少年崇拜的都是大官,而知晓率最低的是科学家。
两院院士学术水平再高、贡献再大,你是平头百姓,你只有做奉献的份儿,没有任何特权;乡长、镇长级别虽低,那是官员,实惠多多、地位显贵、不可一世。农村老人凑在一起,提起谁家的儿子当了官,都挑大拇指,夸其有出息。同学、战友、老乡聚在一起,中心话题离不开“谁升官了,谁发财了”。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喜欢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聚会;没有混上一官半职的人,就尽量回避这种场合。大学、中学搞校庆,邀请的重点对象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大官,其他没当官的校友都可以忽略不计。有人把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一大标志而大肆渲染,有的机构还搞出了出大官最多的高校排行榜[9]。
日益火爆的考公务员热。2006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近百万,比上年增长1倍,平均录取率50: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2014:1。2009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为104万,比上年增长20万,平均录取率78:1,最热门的职位竞争比例远远超过往年。2010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招考公务员,有135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热门的职位4080:1[10]。2008年,广州大学一个毕业班38人,有25人报考公务员。有的人同时参加中央、省、市3级公务员考试,考了一年又一年,大有范进考举人的劲头。缘何千军万马拥挤独木桥?除了就业难的原因外,人们普遍认为,公务员收入高、待遇好、有保障、有前途,考上了公务员就等于端上了金饭碗。更重要的是考上了公务员就是当了官,就有了不同于平民百姓的高贵身份和社会地位。
“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指某些官员的官经,即宁可当级别低点儿的“一把手”,也不当级别高点儿的“副手”。这里又有几种情况:一是宁可当有实权的乡镇党委书记或公安局长,不愿当无实权的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一把手”一言九鼎,集人、财、物权于一身,不论级别高低都爽不可言。二是宁可当有实权的县级干部(如交通局长、组织部长),也不愿当副厅级巡视员。调研员、巡视员之类的虚职,虽然级别上去了,因无实权,就不好捞钱了。三是宁可当贫困县的县委书记,不愿当富裕县的县长。虽然书记、县长同属于正县,但是,县长得看书记的脸色,因为书记代表党的领导,当然书记说了算。批发官帽最多的也是书记。
入仕升官成了人们最高的理想追求。中小学生争当班干部[11],大学生争着入党(为日后当官做铺垫),大学毕业生在自荐信中假冒学生干部,众人拥挤独木桥--大学毕业生考公务员热[12],各地竞聘科、处、厅级领导干部时的火爆场面,西北某高校多位教授、3位博导竞聘一个副处长岗位[13],《成长》杂志和网站在对2500多名中小学生的理想调查中69%希望当官“有权”[14],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城市居民择业调查显示:做官为首选[15],跑官、要官、买官、骗官,……这一切都证明:入仕、升官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
水平高低、真理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在中国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势--官越大水平越高、真理越多。民对官、下级对上级必须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不得有丝毫怠慢,否则就是对领导的不敬,就会遭殃。前些年,当评委的还是真正的专家学者;近年来有高级职称的人多了,当评委也得有官衔,什么局长、司长、处长、校长、院长、所长、系主任,没有官衔的人水平再高也沾不上边。各类研究课题申请书、奖励评审表、专家评审表均设“行政职务”一栏,同等情况下官员优先。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基金相关文件规定:重点课题只能由省级以上机关、科研机构承担,并且须由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牵头。同样水平的书法作品,出自平民百姓就不值钱,如果出自党政官员就立刻身价百倍。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的“墨宝”一个字少则一万,多则八万,仅此一项两年半内就收入200万元[16]。
(三)官本位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生活待遇(衣、食、住、行、娱、医、葬)按官位高低而定。官员的衣、食、住、行、医、葬等等都有标准,确定标准的依据就是官位高低。例如,服装费、招待费、就餐费、差旅费标准,什么级别的官员分配多大面积的住房,哪一级官员可以住几星级宾馆,哪一级官员配备什么规格、品牌的轿车(甚至车牌号码),哪级官员可以乘飞机、坐软卧、坐头等舱,都有规定;哪一级官员可以配厨师、警卫、秘书,哪一级官员出行可以警车开道、交通管制,都有讲究,因为那是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例如,《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逝世后尽管骨灰也放在了八宝山,却不能和丈夫的骨灰放在一起,据说其丈夫是高官,杨的“级别”不够。又如,美学大师宗白华,生前不爱写书,只能评为“三级教授”,晚年生病,因为级别不够不能住高干病房。北大校方迫于形势紧急,连夜开会讨论,并火速将他提升为二级教授,这才将享誉中外的大师搬到了高干病房。可惜为时已晚,宗先生最终死于“三级教授”的级别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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