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工程,瞎折腾。上级对下级考核的内容“德、能、勤、绩”,只有“绩”看得见、摸得着。俗话说:“粉往脸上擦,金往脸上贴”。假如投资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得到若干年后才能见成效,远水不解近渴。为早出政绩、多出政绩就要搞大广场、宽马路、上大项目、做大GDP,于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官赏工程”、“首长工程”应运而生。据报道,某海滨城市拟搞跨海交通,专家论证海底隧道比海上大桥成本更低更安全,但是,市委书记却拍板建跨海大桥,这是典型的“显绩”思维。搞政绩工程没有钱怎么办?向银行贷款,向企业摊派,强迫公职人员集资,完全不考虑投资风险和还贷、还债负担。例如,河南灵宝县豫灵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创造“政绩”和“形象工程”,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致使这个仅有6万人口的小镇负债竟高达1亿多元,以目前的还债速度,这笔“政绩债”要还100多年[18]。目前,恐怕一个县负债几个亿、一个市负债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并不少见。老百姓给某些当官的出了一幅对联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官出数字”。
一个地方如何发展,本来都有五年规划、年度计划,都是经过人代会(或党代会)表决通过的,但是,只要中途一换新书记,立马会换成自己的一套思路,以表示新的领导有魄力、有创新、大手笔。这种现象被老百姓称为“瞎折腾”。
官员的灰色收入。从工资单上看,党政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大型国企老总、“三资企业”高管,但党政官员的工资含金量高。上世纪90年代初,南方某省有这样一句形容官员的民谣:“饭基本不在家吃,日用品基本不用买,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在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分子中,几乎每人都有一笔查不到贪污、受贿证据的钱财,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被称为灰色收入。如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仅“人情往来、红白喜事收入就100多万元,每年送给孩子的压岁钱也有几万元,岳父病故就收入几十万元。”因此,原河南省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才敢跟审判人员叫板:“我想现在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敢保证说自己没有经济问题”[19]。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石发亮案发后,在其悔过书中对现实中“钱对权的渗透手段”概括为十二个“一下”:逢年过节看望一下,住院治病慰问一下,家人生日祝贺一下,出国考察支持一下,家有丧事凭吊一下,乔迁新居意思一下,孩子结婚(升学)表示一下,已提拔者感谢一下,想提拔者争取一下,关系好的加深一下,关系一般的亲近一下,暂无求者铺垫一下[20]。
优先保障官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待遇。工人下岗只能拿几百元的低保生活费,官员提前离岗或退休工资福利一分钱不少,有的地方还给连增几级工资。有的地方规定,官员想“下海”的可以带薪,实在不行的还可以再“上岸”。有的地方贫困群众生活都没有保障,可是,官员照样买高级轿车[21]。有的农村受灾歉收,农民生活困难,但照样得保证乡村干部的工资补贴等各项收入。有的国企亏损、停产,厂长、经理们照样公款吃喝玩乐。
有的人利用公共财产管理权谋私。不论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还是其他公共财产,都掌握在少数党政官员手里。一个工程项目,不论造价多少,官员想让谁做就给谁。国有资产及其股份的出售、转让,不良资产的核销,国有企业的拍卖、破产等等,均由官员说了算。因此,党政官员靠一句话、一张纸条、一个电话、一个批示、一个公章就可以上万、上十万、上百万地捞钱。
一些地方和部门公职人员给自己乱发补贴、津贴,如饭补、房补、防暑费、取暖费、书报费、洗理费等等五花八门,有的超过法定工资数额,而且不缴个人所得税[22]。一些地方在年终考核后,还给领导干部发奖金,如2008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对被评为优秀档次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奖励1万元[23]。有网友披露,在发达地区(如苏南)一位局长的年终奖达到一二十万元。企业改制,大批国有、集体企业的厂长、经理及党政官员的亲属摇身一变,成了私企老板;国有股减持,几十万、上百万地无偿向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们配送,千千万万的公共财产变魔术般地落入少数人的囊中。
有的人以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权获利。土地、矿产、水面等各种自然资源都控制在官员手里。集体的土地,村官、乡官愿意让谁承包就给谁[24]。煤矿、铁矿,党政官员愿意让谁开采就给谁;给谁开采谁就发财,不给我好处谁给你,好处给少了谁给你?或者一手拿钱、一手拿证,或者“权力入股”,有的党政官员给违法、违规、违章的黑心矿主提供保护伞。山西灵石县公安局副局长史双生为煤老板提供保护伞,他从煤老板那里拿“干股”、“分红”3300多万元[25]。有的安监局让煤老板给自己买轿车,有的土地局让开发商给自己盖办公楼,当然都是少给钱或不给钱的。
有的人将部门管理权变为谋私手段。有些官员将本该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权力变成为本部门或少数人的谋私手段[26]。如滥用审批权、处罚权。有的部门下达罚款指标,有的部门把会议、培训当“唐僧肉”,有的甚至在立法中争部门利益。一些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把收费当管理,把罚款当执法。英语四、六级考试、职称外语考试、计算机考试、各种资格考证考级,都要收费。一个省的教育、人事、劳动等部门,一年考试、考证、考级的收入就有数百万上千万,但是,这些钱是上交了财政还是进入了小金库,老百姓无从知道。难怪有的地方预算外收入超过预算内收入。武汉有一位市民到江岸区房管局查询自己的购房评估报告,复印其中几份文件共8页纸,竟被收取咨询服务费119元[27]。
总之,虽然我国《宪法》规定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现实生活中却处处体现按权分配(或按资分配)。一是掌权者制定利己的分配规则,二是按权力大小分配劳动成果,三是权力进入市场[28]。此其一。其二,除现金交易外,有些官员把权力当资本“长线投资”,搞“权力期权”:你商家不是要盖公章、拿批文么,好,我这厢为你开绿灯,但你的公司得给我留一个副总位子,以便我弃官从商时来坐。一位私企老板请求政府官员帮忙贷款50万,官员却慷慨答应100万,但附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将来到这家私企任职[29]。其三,更有甚者,权力剥削。一部分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无偿地占有或挥霍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在一定的时期内,人们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常量。一部分人少劳多获、不劳而获,必然使另一部分人多劳少获、甚至劳而不获[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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