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

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近70次出现“改革”两字。在最后一次全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也誓言：“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全国“两会”期间，从政府到民间对改革的关注，恰恰说明改革出现了制度供给的不足。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领域从制度、结构到绩效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5184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现在的观点分歧很大。

从启动改革到现在的3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既对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提供了新的资源，又塑造了新的既得利益格局，可能对改革形成新的阻力。今天，中国的改革又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进还是退？2012年的中国，应该如何重新出发，系统思考和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呢？

旧的理念不能解决新的问题。正如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提醒管理者要关注组织内外的变化一样，中国的改革者也应该思考：过去30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何种变化？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何种变化？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会发生何种变化？

现代化与政治参与

显然，2012年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1979年的中国，也不同于1992年的中国，这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影响。

目前，由于工业化带动的人口跨部门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已低于3亿，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已超过4.8亿。城市化水平也快速提高，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50%，而1982年仅为 21%。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得到快速的普及，2010年中国每10万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已达8930人，而1982年仅为615人。中国还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教育良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国社科院的报告称2009年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已达2.3亿。

大众媒体和资讯技术也得到了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手机用户已突破9亿，互联网网民数量已突破5亿。最近几年互联网由于其便捷性和互动性日益成为民间非正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从去年“7•23动车事故”、“郭美美事件”的网民大讨论，到最近对于全国“两会”的网络热议，都说明新技术在推动公民的政治参与。从欧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伴随着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而对中国来说上述变化也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的社会抗议事件呈增加趋势。大量存在的上访现象说明，由于政治参与不足，社会公众无法有效监督地方政府行为，因而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更上一级的政府。近年来，进京上访的数量和规模总体上维持在高位。群体性事件也呈上升趋势。2011年以来，大连环境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都是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现象都源自相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