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2）

早在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从长期看，公民身份平等的发展，政治参与程度的增加，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是人类社会的大趋势。而从各国经验来看，快速现代化驱动的政治参与扩大，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更需要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从短期看，堵塞政治参与的通道固然可以缓解直接的政治压力，但累积的政治压力会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释放出来，长期当中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美国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新近的专著中给发展中国家提出警告，由于不能构建具有充分合法性的国内秩序，秩序失范和社会暴力最终可能中断经济增长的过程。

过去30多年，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商业经济的转型，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现代工商业经济是一种高度复杂、高度互赖的经济形态，因而也可能非常脆弱。现代工商业经济的有效运转和繁荣，高度依赖于社会成员的自愿服从、互相合作和稳定预期。特别是金融系统的稳定，更是高度依赖社会成员对经济前景和政治体系的信心。一旦需要通过强制手段迫使社会成员服从时，社会成本将会高到不能承受。长期来看，只有扩大政治参与，才能提高公共治理合法性程度和公民自愿服从程度。

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还与公共治理的基本问题有关。以腐败为例，如果没有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就很难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中国历代治理腐败，基本上都依靠中央政府的监察系统。但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员问责系统，天生就有委托代理链条过长的毛病。链条末端的约束力非常微弱，因而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从全球治理的经验来看，民主和政治参与未必就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但所有有效治理腐败的大国都依靠民主和政治参与。

在回答如何打破历代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时，毛泽东曾经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邓小平也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温家宝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

中国崛起与全球政治领导力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看来，中国的重新崛起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之一。中国是否为扮演全球政治大国的角色做好准备了呢？

经济总量不足以塑造全球政治大国。1900年，美国经济总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当时的美国并不具有全球政治领导力。从历史来看，美国的政治领导力不只是打赢两次世界大战，更是确立了战后世界的新秩序。这段时间也是美国在科技、制度和文化价值上的“软实力”获得领先的过程。

1900年，美国的科技和学术还落后于欧洲。美国到1939年为止仅有13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同期德国为34人，英国为22人。二战之后，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数量才开始遥遥领先于欧洲。美国的成就还来自于制度创新：美国第一个实行了总统制和联邦制；第一次发展了以“福特制”为代表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第一次实行反垄断法和有助于高科技的“风险投资”等金融制度创新。美国还做到了向全世界输出教科书、学术著作、电影、体育、娱乐节目和价值观。这些软实力是美国全球政治领导力的基础。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大约还有8倍的差距。因此，中国还只是一个“追赶型国家”，而非“赶超型国家”。如果要成为全球政治大国，需要思考在科技、制度和文化价值的软实力上如何缩小差距并最终实现超越。中国要想成为一流的科学大国并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这个问题涉及诸多方面，而目前最需要做的是重新评估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大学制度和国家创新系统。这些方面的体制、政策和做法还不能支撑一个一流的科学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