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中国改革的关头，进还是退（3）

国家间的竞争也是制度安排的竞争，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好的绩效。过去的全球领导者英国和美国都以制度创新见长。那么，中国能否在制度安排的软实力上成为领先者呢？在成为领先者之前，中国又该如何充分吸纳人类已有的制度经验呢？

对塑造全球领导力来说，文化价值的软实力同样重要。21世纪的全球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中国必须处理好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固然，世界的融合趋势与多样性会长期并存，但迄今为止的全球领导者在塑造普世价值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要么借鉴吸纳和大力推进已有的普世价值，要么创造出新的普世价值。但无论怎样，忽视普世价值，难以支持全球性的政治领导力。半个世纪以后，未来的全球领导者甚至需要超越民族国家，为新的世界秩序立法。为了未来能担当这种角色，今天的中国又该做什么？

改革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决心

新的现实需要新的理念。而重大的改革成就都来自于重大的理念创新。33年前，正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启动了这场改革。20年前，正是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的“南方谈话”，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制度束缚，创造了20年的经济繁荣。今天的思想束缚和制度束缚又是什么？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束缚？

下一步的改革应该会遇到两个现实问题。一是世界太复杂，看不清楚怎么办？的确世界很复杂，正如德鲁克所言“任何决策都会有风险”，但“不决策的风险可能更大”。第一是借鉴业已为全球经验证明的可靠理论。没有可靠理论的支撑，决策容易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第二是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成功实践，特别是邻近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实践。韩国就是一个例子，先实现经济起飞后扩大政治参与，并最终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成功跨过发达国家的门槛。

二是由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推不动怎么办？这很考验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任何改革都会有阻力，而改革者的智慧体现在能否以恰当的方式启动改革，并逐步把改革导入一个不可逆转的政治经济过程。今天的改革者要善于倡导支持改革的舆论和社会气候，恢复和重设国家级的改革机构，并通过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来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碍。

下一步的改革也更需要改革者的政治决心。每一代政治家都对历史负有特定的责任。改革者的领导力不是维持现状，而是提升现状；不是为少数人负责，而是为多数人负责；不仅要着眼于今天的稳定和秩序，更要着眼于未来的长治久安。每一代政治家的真正价值不是他们拥有多大的权力，而是他们创造了怎样的成就；不是他们做出了多少承诺，而是他们实现了何种成果；不是他们生前是否受人敬畏，而是他们死后是否不被人遗忘。没有这样的政治视野和政治决心，改革就很难真正推进。

对于改革，一个最基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企业家和企业是被鼓励通过推动技术创新、满足顾客价值、做得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率来获取合理利润，还是被鼓励通过与权力结合、利用制度漏洞和规则不完善来获得丰厚利润。换句话说，无论何种市场经济，是更鼓励“分配性努力”还是“生产性努力”。

任何政府最应该做好的事情就是完善法治。真正的“法治”是“法律的统治”，经由民主程序制定的法律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由于法治缺位，中国还难以形成完善的市场规则。早在1776年，当大清帝国“GDP”排名全球第一时，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为：“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温家宝总理指出：“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改革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今天的改革，不进则退。进还是退？需要领导者用行动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