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雄伟：西方选民不买选举的账（2）

相反，如果选民之间的互信程度高，处于良好的“群体性生活”（AssociationalLife）之中，会大大增加社区中选民的参与度。例如，2001年英国大选中有39%的18―24岁的年轻选民参加投票，而到2005年，仅仅有 37%的年轻人参与投票。英国学者麦特等在分析为什么英国18—24岁的年轻人参与投票的比例大幅下降的原因中，使用了大量的问卷收集数据，分析得出社会资本中信任程度感觉越高的年轻选民更易参加投票，比那些信任程度感觉低的年轻选民参加选举投票的比率高出约1.5倍。

其次，诺雷斯提出了“批判性公民”的概念来分析选民选举冷漠的现象。“公民”是现代国民的身份，是具有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单位。在公民概念的意义上，对于公民道德可以有两重理解：一是仅限于公民作为现代宪政政治体的成员而应有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具有怎样的道德素质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二是作为一个政治体（国家）的国民所应有的基本道德。“批判性公民”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之间所形成的共同道德、共同责任感。基本观点认为，随着政治文化、选民受教育程度水平、社会环境的变化，选民已经从传统意义上服从、顺从政治权威，转变为对于政治权威的怀疑和批判，更加理性、独立、批判地看待政治现象和政府行为。例如，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民投票率仅为50%左右，美国选民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和不信任程度的比例为 1:10，也就是说每11个选民中，只有1个相信政党；98%的选民认为政府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超过50%的人认为政府仅仅服务于一小撮利益集团，60%的人认为政府不关心选民们的生活和实际状况，同样超过50%的人不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

再次，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把选民投票合法年龄降低到18岁，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选民选举冷漠现象的出现。富兰克林论证到，18岁的选民更易受到选举结果的影响，特别是其在第一次投票后，如果选举结果达不到自身的期望值，会导致部分年轻选民认为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而这种潜意识也导致他们放弃以后的选举投票机会。

政治系统角度。首先，在西方国家中，选举竞争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选举冷漠现象，政党之间的竞争更像是商业竞争，通过大规模的广告营销、品牌打造、产品销售来吸引目标客户（选民），通过媒体宣传选民更感兴趣的话题，特别是包装政党候选人的形象、信誉与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把选民引到形象上面，而非具体的政策领域。长期以来，选举竞争使得政党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宣传模式日益相近，从而导致选民对于政党竞争失去兴趣，退出投票选举。

其次，政府传统职责和功能的弱化，也是造成西方国家选民选举冷漠的因素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范围兴起了对于大政府的批判思潮。政府低效、官僚机构膨胀、公务员责任心不够、资源浪费等现象成为了“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对象和重点。私有化、外包化、竞争机制、代理机构化、市场化宣告政府的传统权力和管制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把政府原先承担的职责和功能转到私有机构、志愿性团体和第三方机构的倾向，使得部分选民认为“政府政治”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导致部分选民不再积极参与选举。

再次，全球化背景下政府权力的弱化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角度变化，也导致了部分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现象。全球化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文化层面，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也深深地影响着政治层面。传统的政府统治观认为，政府必然是行使国家事务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唯一权力中心。然而，在当代公共治理的理念下，政府已不再是国家事务唯一的权力享有者。特别是在信息、人力、资本等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政府可以主导或解决的，特别是当政府在面对和回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时，其措施和政策往往会出现与选民的意愿相违背的现象，促使不少选民出现选举冷漠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