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

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6]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7]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8]。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9]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了分析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的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10]

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捍卫着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并在扩张中主动出击，利用欧洲矛盾，粉碎欧洲列强分裂美国的企图。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12]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13]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15]，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西班牙的失败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使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17]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理论总结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