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4）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讲的既是人民聚义的故事，同时也讲的是人民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52]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义和信用，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宽政令’是日本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绝返航，应按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54]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57]的军国主义体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59]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60]。

“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61]。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62]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中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63]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般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略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略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读这篇旧文，看今日历史，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日本人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65]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趁它存在之时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66]“最后谁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67]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68]。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69]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70]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71]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于“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