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这个时代不适合意志脆弱的人（2）

难道我们可以简单地把这种模式定义为非民主模式吗？这种限制条件（隐含的伦理政治倾向于人们采用西方民主模式，这样，至少在形式上各党派都服从于国家的管理体制）却落入了西方法律民主拟制的陷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自由社会里，统治和奴役被放置在与政治无关的财产和管理权力的经济领域中。这样一来，党与国家机器之间的距离，以及党可以超越法律限制实施政策的能力，为非法行为打开了一个不寻常的缺口，这不仅有利于人们不去依赖自发市场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而且有利于人们维护工人的利益，使他们免遭市场的盲目冲击。比如，在2008年中国遭受经济危机后，中国银行很自然地采取谨慎措施，限制借钱给那些想继续扩大经营的公司。这样做是不正规的（也是不合法的），但（至少暂时）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考虑到当今全球社会的变动，人们得出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今天的资本主义的确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改变了过去几十年的整个景观，从科技到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人士和社会民主主义人士却极力反对这样的改变，拼命地试图维持旧秩序。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明确地阐述了这一僵局，当今资本主义已经摒弃整体常态化管理的逻辑，开始接受事物过度飘忽不定的逻辑了。

事物越多变、越飘忽不定越好。常态开始失控，规律性开始丧失。这种常态的松动是资本主义活力的一部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解放，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动力。规制一切的不再是有纪律的社会公共机构的权力，而是产生多样化的资本主义权力，因为市场饱和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逻辑开始占据相关领域，即政治生态学领域和反对同一性、反对走平庸道路的道德领域。这既使人感到麻烦又使人感到困惑，因为在我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活力和抵制资本主义的力量之间出现了汇合点。

所以，当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写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各个层面对中央集权、合并和同质化抱有偏见时，一场关于多样性的战争就开始了。难道她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吗？难道她没有被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动者所称赞吗？难道使企业管理本身多样化、下放权力、努力调动地方的创造力和自我组织不是最新的趋势吗？难道反中央集权不是新数字化资本主义的主题吗？

然而，此处存在的问题比可能出现的问题让人感到更麻烦、更困惑。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在自我提高生产力方面如何释放惊人的动力。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了精彩描述：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固定的东西如何烟消云散，资本主义如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成为最伟大的革命者。另一方面，马克思还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内部的障碍或对抗如何推动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的极限（资本主义自我推动生产力的极限）是资本本身，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其自身物质条件的不断革命化和生产力无条件地螺旋式上升最终都不过是孤注一掷地企图逃避使其自我衰弱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根本错误就是从这些见解中得出结论：一个新的、更高的社会秩序（共产主义秩序）可能出现，它将不仅保持原来的社会秩序，甚至比原有的社会秩序更好。这种社会秩序会完全有效地释放自我提高螺旋式上升的生产力的潜能，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其内在的障碍和对抗，社会秩序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性的社会经济危机所挫败。简言之，用德里达的话来说，马克思所忽视的是这种内在的对抗，即全面调节生产力的“不可能的条件”同时也是“可能的条件”。如果我们扫除了这种障碍，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我们就得不到源于自身障碍的推进生产的动力，我们失去的恰恰是这种由资本主义产生同时又被其挫败的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指的是在资本框架之外的单纯释放生产力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空想的产物，是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的内在僭越，是继续抨击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幻象。这就需要我们扫除“障碍”和消除对抗。正如“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悲惨经验所表明的，一个社会要维持有效的物质存在，就需要不断地提高自我生产力。

迈克尔·哈特和托尼·奈格里在勇敢地尝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坐标、阐述资本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以及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如何为彻底变革社会创造条件（比马克思想象的更为激进）、展现“绝对民主”的可能性等方面做出了最具代表性的诠释。奈格里和哈特的问题在于他们比马克思主义更为过激，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潜在计划：像马克思一样，他们庆祝资本主义“去领土化”的革命潜能；像马克思一样，他们把矛盾定位在资本主义内部，定位在资本主义的潜能和形式之间的差距之上，定位在对过剩的私有财产的占有之上。简而言之，他们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概念：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未来新的生命形式”，它不断产生新的“共同点”，所以，在一场革命的爆发中，这种新的共同点就会从旧的社会形式中解放出来。然而它们仍然是德勒兹式的。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中写到，通过努力达到非领土化最远的极限，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试图寻找资本主义的极限，从而为自己的内在带来了满足感”[3]。难道他们无法确认他们在绝望地尝试着实现他们自己的社会政治计划——实现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幻想和它的虚拟坐标吗？难道共产主义没有被简化为比尔·盖茨所称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的传播速度在无限地提高和加快。难怪奈格里最近越来越多地赞扬“后现代”的数字资本主义，声称这种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是共产主义，只需要人们轻轻一推、摆一个正式的姿态，就能公开变成共产主义。

如今并不缺少反对资本主义的呼声。我们听到太多对恐怖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各种书籍、深度新闻调查和电视报道揭露了大公司如何无情地污染我们的环境，银行家如何继续拿着丰厚的红利却要靠公共资金来拯救，工厂如何把童工当奴隶来使唤，等等。然而，在这些泛滥的批评中却存在着陷阱：在批评中还有什么没有遭到质疑呢？表面看来，无情的是对这些恶劣行径的攻击还缺乏民主自由的框架。这里（或明或暗）的目标是使资本主义民主化，即用媒体压力、国会调查、更严格的法律、公正的警方调查等等方式扩展对经济的民主式控制。然而，（资产阶级）国家法律的民主制度构架从未受到质疑，它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甚至“道德上的反资本主义”最为激进的形式（如阿雷格里论坛、西雅图运动等）也无法触动它。

如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主要见识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显得更有理有据。马克思认为，我们不应把对自由问题的质疑置于政治范畴内。（国内是否有自由选举？法官是否独立断案？媒体是否不受潜在压力的束缚？人权是否得到尊重？西方国家在评价一个国家时往往会提出类似的问题。）真正的自由存在于与政治无关的社会关系网即从市场到家庭的关系网中。如果我们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进步，那么我们并不需要对政治进行改革，而需要对与政党无关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即进行革命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进行狭义上的民主选举或在其他政治手段方面进行改革。我们参与投票，并不是看谁拥有什么，在工厂有什么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都应在政治范围之外进行，那种试图通过扩大民主范围来寻求改变（例如建立人民控制下的民主式银行）的想法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彻底的变革应该在合法权益范围之外进行。民主程序当然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民主程序内，无论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多么彻底，彻底的变革还是要靠解决民主机制问题。民主机制是资产阶级政府机制的一部分，它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功能不受干扰，这一点不能忘记。从这一层意思来讲，巴迪乌的论断完全正确，他认为如今根本的敌人并非资本主义、帝国、剥削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是民主：对民主的幻想、把民主机制当成每一次变革的最终框架，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

合法民主途径的局限性很明显地体现在最近的墨西哥湾石油泄漏事件中。奥巴马总统认为，一家非常富有的私有企业所带来的这场灾难可能超出美国人口的控制范围，潜在地破坏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但它却能承担起由于一场严重的生态灾难所带来的损失。他的这种说法实在是荒谬。从尊重法律的意义上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寻找到应为一场灾难的损失负责的罪魁祸首。譬如，人们要求快餐连锁专卖店为他们的肥胖症负责。以上这种荒谬论证法从根本上表明是逻辑方面出了问题：并不是太激进，而是不够激进。我们真正的任务并非从那些责任人手中获得赔偿，而是要改变现状，阻止损失发生（或阻止造成损失的事件发生）。奥巴马无意采取法律手段惩罚罪犯，这也是由于他对此事件缺乏反应而导致人们不满的根源。像墨西哥湾石油泄漏这样的灾难，政府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接管并动员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资源，同时，如果该地区不再适宜人类居住，政府应做好最坏的打算。

因此，风险无处不在，而我们却依靠科学家来应对风险。问题是，人们觉得科学家理应知道如何处理危险，事实却并非如此。社会科学的普及带来两个意想不到的特征：我们越来越依赖专家，即使最私密的领域（性与宗教）出现问题，我们也会相信专家的话。无处不在的科学将科学知识带入一个具有多种冲突性的解释之中。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家意见”表明这样一个新情况：在古代，我们普通人拥有多种观点，同时，我们期待从专家那里寻求到唯一通用的科学真相。如今，科学带给我们的却是多种多样且充满矛盾的“专家意见”。

这种情况是一种限值（limit value），它反映了科学的无助，同时也掩盖了专家担保的欺骗性：还有多少环境可被我们不计后果地破坏？还有多少燃料可供我们燃烧？有多少有毒物质还没威胁我们的健康？（或者以一个种族主义者的眼光看，我们所处的团体还能接受多少外来者的融入，而不影响我们的身份？）很明显，这里的问题是，由于局势不明朗，每个限值都存在任意性与虚幻性。我们真的能确保医生所描述的血液中糖分的最高含量标准是准确的吗？超过这一标准我们就处于危险状态，反之则安全吗？或者人们能够接受全球气温上升2℃，超过2℃便会引起灾难吗？这也难怪欧洲的航班禁飞令在冰岛火山爆发一周后被取消。媒体报道称，根据另一专家意见，欧洲上空并无火山灰所形成的云团，危险不会发生。所有的顾虑都因恐慌而起……问题是我们要相信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即使能感受到生态灾难带来的影响（旱灾、罕见的暴风雨等），专家所说的灾难影响与成因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明显。

使问题更为复杂化的是许多生态威胁都是来自科技本身（如工业对生态的影响、非控制生物遗传学对精神的影响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现代科学。科学是风险的源头，也是我们必须掌控并用以确定威胁的唯一工具，同时也是处理威胁、找出解决方案的源头。尽管我们指责科技文明造成全球性气候变暖问题，我们还是要依靠科学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也需要依靠科学帮助我们感知威胁。只有科学家才能看出天空中的臭氧层空洞。因此，正如瓦格纳的《帕西法尔》（Parsifal）所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找到了新的关联：我们无法找回近代科学之前的全部智慧，只有运用我们掌握的科学知识才能帮助我们脱离困境，尽管也正是科学造成了这种困境。

2008年11月28日，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发表了一封题为《气候变化：从资本主义手中拯救地球》（Climate Change:Save the Planet from Capitalism）的公开信，开头这样写道：“如今，我们的地球母亲病了。”所有人都应支持莫拉莱斯政府的政策。但是，尽管引用的语句清晰明了，令人痛心，还是存在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为此人们总是会付出实际的代价。毋庸置疑，针对资本主义衰落这一历史性事件，莫拉莱斯说：“一切始于1750年的工业革命……。”可以预见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落在于丧失了地球上的根基。“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球将不复存在。”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若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优点的话，那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地球将消失。“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失衡的源头”，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恢复宇宙论中完美体现的自然平衡与对称，这类生态学有机会发展为新世纪主要的意识形态，成为代替日益稀少的众多宗教团体的大众的麻醉剂，它承袭了古老宗教原有的功能，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拥有施加限制的权力。尽管生态学家总是不断要求我们彻底改变生活方式，隐藏在这种要求下的却是人们对改变或发展的深度不信任。